B超室通常是两位医生同时工作，当地医生和孕妇的交流方式很有意思，对我日后的工作方式也有特别影响。
一天上午，我和阿吉医生一起工作。隔着帘子，他那边悄无声息，只听孕妇问：“医生，我可不可以知道肚子里的宝宝是男是女啊？”医生说：“不要着急，看胎儿的生长发育和内部结构更重要，最后帮你看性别好吗？”过了一会儿，医生告诉她肚子里是一个男孩。孕妇沉默片刻又问：“是真的吗？”阿吉医生慢悠悠地说：“是真的，真的是一位靓仔，你看行吗？”
这回答逗得床上的孕妇、护士还有我都乐了，瞧这其乐融融的医患关系。而在内地，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重男轻女的恶习以及随便就可以实施的引产，使得我们的B超医生在胎儿性别问题上一定是三缄其口的，绝不敢随意透露，更不敢开这样的玩笑。但在内地的很多妈妈希望早些知道肚子里胎儿的性别，并不见得都是要残忍地打掉女胎，只要男孩，而只是为多一份幸福的憧憬，早一些为孩子取名，或者更准确地准备好衣物和床品的颜色。
山顶医院的前身是天主教会医院，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基本法也不允许堕胎，医生多会主动告知宝宝性别，提前给妈妈一些惊喜。一位葡萄牙医生的工作方式更有意思，他做产科B超的习惯是上来就看胎儿的屁股，看清性别后，马上告诉孕妇宝宝是男是女。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为了让她们暂时陷入对未来儿女的无限遐想当中，就不那么紧张和害怕了，更不会不停地问东问西，自己才好耳根清净地仔细检查胎儿。
周四下午，照常是产科扫描工作。一位妈妈已经有两个儿子，在得知肚子里又是男孩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问我：“医生，您看清楚了吗？真的不能改了吗？”我心想，这个哪是随便可以改的？不过为了安慰她，我灵机一动，把胎儿两腿之间那件傲娇挺立的“神物”打印了一张照片，送给她说：“别哭了，看看它多可爱。”她终于破涕为笑，捧着照片乐颠儿地走出诊室。
我在澳门的超声波门诊和阴道镜门诊都执行严格的预约制度，极少有超员，也不会有一群病人堵在诊室门口求加号的事情发生。看诊之前，医生已经可以看到病人的完整病历资料，对于一些疑难和复杂病历，可以事先查找资料或者和同事讨论，提前制订方案，看门诊的时候，也有充分的时间就关键问题给病人讲清楚。
我也终于戒掉以前工作时养成的拼命三郎精神和苦行僧一般的工作状态，不再一口水不喝，一次厕所不去，在诊室里埋头苦干，而是给自己留一个十分钟的coffee break（茶歇时间），喝杯水，去下洗手间，或者走到窗前极目远眺，缓解一下视觉疲劳，活动一下因为紧盯屏幕非常容易疲劳的肩颈。人过40，我感觉到和20岁完全不同的身体状态，在你过度使用身体的时候，它不再一味沉默和无条件支持，而是动辄发动一些小的抗议或者干脆大罢工，我开始意识到，要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这些年苦练的技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经验都要付诸东流，写作和看病都需要一个好身体。
妇科病人进行经腹部B超时，需要事先憋尿，检查时医生的探头要略微用力地按在鼓胀的膀胱上方，才能看清后面的子宫和卵巢。做过检查的人都知道，那滋味不太好受，往往是检查一结束，病人就忙不迭地跳下床去，直奔卫生间。
完成前面一个病人的妇科扫描后，我告诉护士助理自己要去洗手间，被刚刚跳下床的病人听到，马上停下急急的脚步说：“大夫，您也要去洗手间？那您先去吧，还有病人等着您呢。”我笑着说：“谢谢，门外有三个洗手间呢，咱们一起去吧。”
有一次，我和心直口快的王医生一起工作。一位50岁的女性复查子宫肌瘤，我反复扫描，都没有发现她说的肌瘤在哪里，只能告诉她，目前没有发现肌瘤。她完全不肯相信：“肯定有，去年还有，今年怎么会没有呢？医生请您再检查仔细一些。”我向她解释：“女性绝经后，雌激素水平降低，子宫肌瘤会发生萎缩，如果原来就不是很大，会有看不清楚的情况发生的。”她仍然不依不饶，我只好再帮她检查一次，仍然看不到肌瘤。旁边的王医生听到这一切，可能有些看不过去，用广东话哇啦哇啦地说了她一大通，大概意思是：医生说没有就是没有，你应该回家开瓶红酒庆祝，而不是在这里耽误医生的时间。
我倒吸一口凉气，担心会不会吵起来，结果不但没有吵架，而且那位女性不再纠结，向我道谢后，悄声离开。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想做一个好医生，光是技术过关不行，和病人交流和沟通的语言太重要了，她可能就是因为我不会讲粤语，才无法对我产生信任，那以后，我买了本《粤语学习三百句》，坚持看TVB肥皂剧，主动学习广东话。
不过非母语学习就是这样，离开语言环境后，会很快忘光。离开澳门一年，我原本已经能够流利查房的粤语，只剩下“脱裤子，上床”这两句了。
妇产科超声检查中，最令医生紧张的是为孕妇做第一次胎儿大排畸检查，一旦漏诊严重或者致死性畸形，会为整个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负担，更会影响医生的执业前景，甚至陷入旷日持久的医疗诉讼。
幸运的是，医生这个团体最讲究传帮带，工作过程中，身边总有可以随时请教的高手。山顶医院妇产科有几位B超扫描一流的专科医生，其中给我帮助最多的是王医生，全院上下不论老小都亲切地称呼他“强哥”。他早年在英国和香港地区接受专业培训，并在2008年作为客座教授来到协和，协助产科开展妊娠12周的NT检查，算是半个协和人，对历年来接受外聘到山顶医院工作的协和医生也是关照颇多。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我发现一个胎儿的侧脑室扩张，头颅切面略呈柠檬形状，心脏和肠道有多处强光点回声，一侧肾脏有多囊改变。出现“柠檬头”要高度怀疑胎儿是否有开放性神经管畸形，孕妇的腹壁很厚，我无法很好地判断，又不能轻易放孕妇走，自然是非常着急，于是打电话求助强哥，希望他能前来救场。
他当时正在院外开会，让我不要着急，把病人转给他，周一通过更高分辨率的超声波机器进行二级扫描，必要时还能进行3D重建。
我如释重负，挂断电话，给孕妇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后续安排，没想到强哥旋即将电话拨回，叮嘱我不要在报告上写那些吓人的，例如脑积水、胎儿畸形等专业词汇，只做简单的数据记录即可，因为报告使用英文，孕妇很少能读懂其中含义，这样不会让她整个周末都担惊受怕。
每逢年节，强哥会尽地主之谊，请我和另外几位同时外派的协和医生吃饭。医生的饭局，自然也是谈论医疗为主。席间，强哥讲他在英国学习的时候，周末是不发唐氏儿筛查报告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关于胎儿先天性愚型的筛查结果，不能最终说明问题。如果筛查结果高危，只能说胎儿是先天愚型的风险高，还需要做羊水穿刺染色体核型分析确诊，如果筛查结果低危，也不能完全排除胎儿畸形，还要结合12周的NT、孕妇年龄、20周后的胎儿结构扫描综合评估。任何一份医学报告都牵动着孕妇和整个家庭的心，必须有专业人员的咨询和解释及时跟进，否则将这样一份“唐氏儿筛查高风险”的医学报告简单粗暴、毫无解释地发给孕妇，就像法院寄出的一份判决书，可以想象这一家人要如何度过这个异常艰难的周末。
在澳门工作两年，在高级别医生的最终核准下，我先后发现开放性脊柱裂、严重心脏畸形、肾脏畸形、下肢和足部畸形等问题，为澳门的优生优育工作贡献了自己的一份薄力。欣慰之余，更多其实是隐隐的担忧和恐惧。离职半年之后，在得知分娩胎儿中没有严重畸形发生，才敢松一口气，卸载这一份职业的责任和沉重。
在澳门，见过的恐怖和复杂病例远不如在协和的时候多，临床方面并无太多深刻记忆，但是王医生打回电话，叮嘱我“不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做出吓唬人的医学诊断，不在周末签发没有咨询解释跟进的唐氏儿筛查报告”这件事，成为一直敲击我心深处的深刻警醒。在日后的医疗工作中，我总是告诉自己，我每一天的行医，都是为了帮助女性，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令其陷入无端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