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马刚毕业后同在北京城，他有钱，有人脉，黑白两道混得开；我没钱，没地位，要不宅在家里读书看孩子，要不泡在病房搞临床。只有雾霾和沙尘暴来袭之时，我们才称得上同呼吸共命运。他常吃燕窝鲍鱼鲨鱼翅，从营养学角度想想，无非是一些可能受到各种污染、各种假冒貌似高级的蛋白质，其实并没有高级到哪里的营养价值，我吃个蛋炒饭喝杯酸奶也能获得充足的优质蛋白。
我们经常几年见不上一面，像两片顺水而来的树叶，偶尔遇到一起，搭伴儿漂流一段，再回到各自的旋涡里打拼。2012年，我受聘澳门山顶医院，将要完成两年的顾问医生执业工作，于是给马刚打电话，相约吃饭告别。
想到一方将要背井离乡，想到不是随时想见都能见了，两个处女座便同时显露出生离死别一般的忧伤和恋恋不舍。
七月北京的午夜，酷热暂时褪去。大槐树下，无比珍贵的天然凉爽中，马刚借助酒精的作用，给我讲述了最近的一件烦心事儿。
这次，托马刚办事的，是内蒙当地的一个小干部，病人是他乖巧漂亮的女儿，孩子一岁，被当地诊断为完全性心内膜垫缺失，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
近年来，三甲医院越建越大，再加上交通便利，人们兜里的钱越来越多，大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将病人和基层医院的人才全都吸引到自己身边，导致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每天都像春节前后的火车站，尤其是基层医院的外科，面临手术种类和手术量的严重萎缩，有些不算小的医院几乎到了只能割胆囊和阑尾的地步，完全无法完成心脏手术。
医生看他经济条件不错，让他赶紧带上孩子上北京，并且给他写了几个医生的名字。当地医生对这些专家的了解只限于全国会议上听过讲座，专业杂志上看过文章，并无私交，帮到这里，也算仁至义尽。
小干部在县城里的生活如鱼得水，提到偌大的北京城，又是找专家看病，顿时两眼一抹黑，几经打探，人托人，最后托到马刚这里。
马刚看了看小干部带来的纸条，上面几个名字他都有所耳闻。
一个是副院长，原来是一把好刀，步入仕途后，几乎不做手术了，成为业内皆知的政治明星。
一个是科室主任，手术还凑合，但因名气严重超过学识，已遭奇祸数次。此人出了名的胆大能吹，靠着主办各种全国会议，混圈子，混饭局，混学组，硬是把自己忽悠成一方学术霸主。
另外一个是出了名的会说能写但是手潮，时常把不太复杂的手术搞得惊心动魄。因为经常在各大电视台各种讲健康的“堂”里出没，在各大媒体和社交平台露脸，粉丝如潮水一般前赴后继，是一位名不副实的明星医生。
此人有理想，有定力，一分钱红包不收，就是做不好手术，偶尔将病人亲手治死，病人家属还都流着眼泪感谢他，说死在他手里，值了。麻醉医生术前访视他的手术病人时，都要反复交代和强调术中输血，术后进ICU，一两天出不了ICU，花费巨大，甚至死在台上的风险，并且阴阳怪气地问病人，你是怎么想到找他做手术的？还故意把“他”字拉成长音儿，之后再做出一副欲言又止、打死也不说的诡异表情。虽然对于本应并肩战斗的同行，这样做事太不讲究，但是一想到明天手术室里本不该发生的一场硬仗，麻醉医生顿觉暗无天日，眼前一片漆黑，真心希望自己的旁敲侧击和暗中使坏能让病人三思而后行，直接做出取消手术的决定才好呢。
马刚接连否定纸片上的三位专家后，给他简要介绍了北京各大医院心外科的技术特点和专家布局，小干部听马刚说得头头是道，对各大医院了如指掌，提起专家教授如数家珍，顿时双眼放光，觉得自己找对了人。
因为和马刚没有什么交情，他的心里特别没底，与其许诺事后重谢，不如大把金钱开道，于是当即拍出一个巨大红包交给马刚，托他全权代办此事，找全北京最好的专家给孩子做手术，而且越快越好。
这是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孩子的心脏在娘胎里没有发育完全，二尖瓣（左侧心房和心室之间的瓣膜）、三尖瓣（右侧心房和心室之间的瓣膜）发育都有问题，影响心脏功能，手术需由经验丰富的小儿心脏外科专家完成，首先进行瓣膜重建手术。
马刚认识好几个专门给小孩做心脏外科手术的医生，交情一直不错。这些医生个个手术干练，为人厚道讲究，办事稳重妥帖。接过病人家属双手奉上的纸袋的刹那，凭借多年练就的看眼信封厚度，掂掂信封重量，就能估算出红包大小的能力，他欣然应允，让家长回去等电话，并拍着胸脯夸下海口，这一两天就能住院。
马刚送走孩子家长，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才知道正赶上每年一次的全球心脏病盛会，熟识的几位医生都不在家。如果是小生意，或者实在推托不开的，甚至是无端耗费自己人脉资源的事儿，马刚可能眼皮都不抬一下，只跟病人家属风轻云淡地说声“知道了，回去等我消息吧”。在点过信封中一万一沓整齐码放的人民币个数后，马刚有些坐不住，等不及。
时代飞速发展，什么行业都不容易，都面临竞争，都有紧迫感，马刚做这行也是一样。
理论上，对于社会的稳定运转，任何一种职业和社会角色都不可或缺，但是如果你不是业内顶尖或者行业老大，作为一个普通个体，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要知道，北京城里绝非马刚一个托儿，大大小小，以各种形式伪装和隐藏在各个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暗托大有人在。另外，网上的看病中介、挂号公司，以及专门在医院附近转悠的明托，早已不计其数。
医院门口排队挂号的，都是把需求摆在明面上的病人。此时，不论贫富，他们早已成为砧板上滴油的肥肉，被一些人死死盯上。大医院门前车水马龙，三教九流，商机无限，随处可见拿广告牌骑三轮车拉客的黑旅馆，走在人群中对暗号一样不停低声询问“要号吗？专家号！”的号贩子，伪装成各种病人操着各地口音专门骗人的黑心医托，灵活使用医生手术用的长镊子，但是不会看病，而是随时准备窃取病人口袋里救命钱的小偷。
别看病人在老家急得团团转，一到北京，只要拎着印有各地医院名称的放射科大袋子，在大医院门口一转悠，很快就会被盯上，很快就有同病相怜的热心人上来搭讪。
这些都是完全靠行骗为生的黑心医托，他们长期盘踞在医院门口、医院附近的地铁口，或者公交车站，甚至医院周围几十块一天的地下旅馆都不放过。通过病人手里塑料袋子上的医院名称，就能初步判断你是哪个地方来的，再派一个和你差不多地域的同伙，说方言，攀老乡，制造话题，拉近距离，另有图谋。
他们会说自己得了和你一样的病，在大医院看了几个来回都治不好，在某某诊所的某某医生那里吃了几副药，彻底好了，这次是专程来北京复查的，看在都是同乡的分儿上，愿意带你一起去见专家。
他们或者告诉你，你根本挂不到专家号，一个月以后的号都没了，但是他恰好知道这位专家在某某诊所出诊，答应带你去看病。
你人生地不熟，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却不知他们朝你背后打枪的招数早都准备好了，你有病乱投医，毫不怀疑地就跟着去了。可想而知，你遇到穿着白大褂留着长胡子摇头晃脑装名医的真演员假大夫，丝毫没有鉴别和拒绝的能力，看完后给你开几千元上万块的药，还有人全程陪你付款，你还觉得服务不错，其实是怕你跑单，等你高兴地交了钱买了药，回来和家人一说，或者吃了十天半个月仍不见效，甚至病情加重，才知上当受骗，悔之晚矣。
未曾相识却一见如故，素昧平生却嘘寒问暖，当你在漫漫求医路上遇见“超级好心人”的时候，千万要提高警惕，大个儿的馅儿饼有时也会从天上掉下来，但要时刻追问自己何德何能，会不会偏偏那么准地就砸自己头上。
如果没有人主动找上门，病人靠一双眼睛，也能找到些许出路。开住院条、早住院、高价收药的小广告像皮肤科难以根治的牛皮癣一样，此消彼长地贴在大医院的外立墙、卫生间隔断门，甚至你正在行走的人行道和黄色的盲人路上。这里头虽然真真假假，各种坑蒙拐骗，也不乏利用和医院内部的各种关系，给病人牵线搭桥，多少能够办些实事儿的。
再或者，如果病人愿意花高价，就能通过号贩子挂上真正的专家号。有些“资深号贩子”长期盘踞某一固定医院，一干就是很多年，对专家的擅长一清二楚。简单的事重复干，他们也成了专家；重复的事认真干，他们也成了行家，无形中也在行使人民导诊员和医院分诊台的功用，只是要给令他们满意的人民币才提供服务。病人一旦和专家对接，说不上就跳过自己直接把这事儿给办了。
马刚深知，自己有今天的市场，一是因为中国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转诊体系，病人找不到对口的专家，专家也总是在门诊接诊一些盲目挂号，和自己专业特长八竿子打不着，除了做个分诊工作，自己完全用不上力的病人。二是顶尖医疗资源的极度短缺，供不应求，才产生今天食物链上残酷血腥的争夺，自己才会在这个有失公平、容易滋生腐败的人情社会中屡屡渔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江湖道义无时无刻不在催促马刚，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这么一块巨大的肥肉，如果不抓紧推进，落袋为安，说不上哪天就跑单了。
一筹莫展之时，马刚脑海中跳出一个人。
上次和几个小儿外科医生吃饭，听他们共同说起一位心外奇才，姓郭。这位郭医生是北京某综合医院专搞小儿先心病的，据说每一个看过他手术的内行，都会被他独特的手术思路吸引，禁不住为他手下的每一个精妙动作叫好。
大家继而谈到，上天就是不公平，有人为外科手术而生，不需太多努力，就能做得很好，要是人再勤奋，注定成为飞机中的战斗机。而那些天生不是动手术这块材料的人，可能已经付出相当多的努力，也只能达到一个普通外科医生的基本水准，这种人越是笃信勤能补拙，手下的冤魂越多。过去戏班子的老板挑学徒要看身板、看灵性，现代芭蕾舞选学员要测量身体比例，都是看老天爷赏不赏你这碗饭吃。
事不宜迟，马刚从医生朋友那里要到郭医生的电话，决定重新拿起自己开创事业之初的三板斧，闯一闯这位传奇医生的办公室。
基本上，当了主刀的外科医生才有机会收红包，医生对待红包的态度各不相同，马刚将外科医生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人是谁的红包都不拿。这其中又分几种人，一种人铮铮铁骨，两袖清风，不干净的钱一分不挣，他们严守职业道德，代表业界良心。一种人雄心壮志，胸怀仕途或者专家学者等远大抱负，或者虽然目标没有那么远大具体，或许只为眼下能顺利晋升，或者在几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导助理或者什么不起眼儿的小官儿，总之他们杜绝一切小阴沟里翻船的不划算行为，在理想实现之前，坚决不为蝇头小利所动。这种不收红包一般是暂时的，他们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知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时机成熟后是否伸手，就不知道了。一种人学艺不精，胆小怕事，但有自知之明，他们对自己的手术比谁都没信心，不拿红包，出了问题还能利用医学的不确定性找补一下，自然不敢拿红包为自己添堵找事儿。
一类人是只要自己拿得下的手术，差不多的红包都敢拿。他们认为医生这一职业和地方官员、公司老板、引车卖浆者没有两样，都是养家糊口的饭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世界永远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不拿白不拿，你不拿也被别人拿了。学医的哪一个不是十年寒窗苦读，学徒一般拉钩打杂一干就是十几年，大好年华耗费在手术室里学艺，个别金字塔尖上的老师和教授们就是这么收获豪车别墅的，凭什么到了自己主刀的季节不去收获？一个阑尾炎手术费才几百块，一个大型卵巢癌手术需要四个手术医生、两个护士、一个麻醉医生，动不动不吃不喝不拉不尿手术台上一站四五个小时，月经期的女大夫上台之前，要穿好成人尿不湿，下台后双脚肿成两个大馒头。男医生因为长期手术台上憋尿，膀胱功能绝佳，前列腺肥大，手术费却只是区区千把块，还只有几个百分点划给医生算绩效奖金。医生不是固氮菌，靠空气就能生存，买房买车养活孩子红白喜事随礼给爹妈看病，哪一个不需要真金白银。他们认为既然体制和分配制度不合理，自己没有话语权也无从抗争，干脆遵循民间自有的解决办法，吃得苦中苦，红包甜上甜。
一类人是有选择地收取红包。有的医生只收熟人介绍的红包，这是杀熟型。有的医生只收有钱人的红包，这是劫富型，之后有没有济贫就不知道了。有的医生只在手术完成之后收红包，属于稳妥型。不过很多红包在手术之前信誓旦旦，手术完成后便消失无影踪，或者化作口头感谢和作揖叩首。
病人送红包的心理大同小异，或者是怕医生不尽心，或者是怕别人都送红包自己不送，医生有限的能量和爱心就会发生偏移，或者是希望获得额外的照顾，例如比别人更早住院，住为数不多的单间，要求在医生精力体力最佳的第一台做手术，想由专家主刀做手术，而且是从头到尾亲自做，这都是略有非分，并且侵占同病相怜的病友资源的想法。
有的病人送红包，要的真的不多，虽然没有医学知识，但是活了一把年纪，智慧和常识还是有的，他们深知生老病死，不死不生的道理，也不指望医生能把自己一身的坏零件全部修好再组装一新，他们只是希望医生能跟自己多说几句暖心的话，关于病情，能跟自己推心置腹地交个实底儿，让自己活得明白，走得干脆，尽量少受罪。
真心感谢医生付出的病人很多，愿意用红包表示心意的没有几个。这也是为什么手术前拒绝的红包，很少有在手术后再送回来的，不管医生的诊治多么尽力，抢救多么惊险，手术多么成功，也不管专家的名头是多么响彻大江南北。
在红包这件事上，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界限、原则和尺度。
红包的稳妥性最要紧，谁都不愿意因为一个红包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对知识分子来说，毕竟，这是极不名誉的事情。红包的稳妥，一方面来自医生对送红包的病人或者中间人可靠性的评估，一方面来自医生对自己能否拿下手术的自我估量。
对绝大多数医生来说，个人荣誉和职业生涯比任何一个红包都重要。那种毫无原则、见钱就收，也不管自己是否胜任手术、完全丧失职业道德的医生不是没有，但是极少。如果他们在成为主刀之后如此行事，很快会被频繁的医疗官司或者同行的口诛笔伐清理出医疗队伍。从这个角度反过来看，敢拿红包的医生，手里基本都有一张王牌、两把刷子，或者消灾治病的金刚钻。
郭医生就是第一类人中的第一种。此人出身医学世家，从小没受过穷，吃着黄油巧克力，弹着钢琴长大，对钱几乎没概念，而且个性桀骜不驯，要说文艺青年和愤怒青年二者有其一，就够毁人一生的，郭医生就是这两种青年的混合体，本人又无特殊癖好，唯独看到手术刀两眼放光。
官场、商场、医疗场都一样，没原则、有爱好的人最容易攻克，有原则、有爱好的其次，有原则、没爱好的人最难疏通。唯一可能攻陷他们的是病人的病情，越是扑朔迷离谁都搞不定的疑难杂症，越是风险高，难度大，谁都不敢比画，一旦成功又能立刻带给病人惊奇逆转的手术，他们越是喜欢。在他们眼里，疑难手术对自己的巨大诱惑，好比贪婪者眼中闪闪发光的金币。
马刚打着正在美国开会的同行的旗号，顺利摸到郭医生的办公室。因为没有交情，而且多年来金钱开道的各种横冲直撞都是屡屡得逞，马刚丧失了最初开拓市场时的柔缓试探，以及步步为营的耐心，直接拍了一个大大的牛皮纸档案袋在郭医生的面前。
“有个孩子需要你做手术，想马上住院，这是家长的一点心意。”
这完全是黑社会老大雇佣第一冷面杀手的简练台词，翻译过来就是“给你钱，足够多，快去杀人，少废话”，却被马刚无缝拼接到了这里。
结果，还没来得及说细说孩子的病情，马刚就成功激怒郭医生那根愤世嫉俗的神经，被连人带钱轰出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