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以来好久没遇到这样的事儿了，灰头土脸的马刚气得够呛，心想这小子太不识抬举，不给我面子也就算了，商品社会，竟然连钱的面子都不给，我就不信有这么多钱，还不让谁推磨谁就得推磨，我让你们大主任亲自做这手术，让你小子看看老子的能量。
但是，马刚并不认识这位大主任。他又想到一个人，上大学时系里足球队一起踢球的老三，老三去年考研刚来北京，在这家医院读主任的硕士研究生，干脆托他帮忙。
马刚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找老三，除了前面提到的过于自信，死认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多年来中间人的经验告诉马刚，一件事情在推进过程中，每多一个中间人，每多一道中间环节，就多一道不确定因素，都会折损自己的掌控力。
钱这东西，经手的中间环节越少越好，最好是自己和主刀医生直接对接，否则雁过拔毛的事儿很难避免，经手的又都是熟人，不追查的话自己生气，追查起来伤大家的和气，徒增内部损耗。
每一个职场，都会产生职业倦怠感。刚刚受挫的中年马刚，不再像年轻时候小刀片割在大象身上的硬皮上一样毫发无损。反正经费足够，想到自己一把年纪，还被这种小愤青儿甩脸子，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决定不再亲自出马，钱，少挣一点又何妨。
老三和女朋友毕业后双双留在长春并且结为伉俪，不久老婆考研去了北京，读完博士留在北京，老三急于结束两地生活，终于在数次失败后考研进京。他是胸外科医生，那年他终于上线但是需要调剂到心外科，想到心胸相通，自己考研又不是真正醉心于科学研究，于是果断转行。
一块毫无遮掩的肥肉，在途经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得到垂涎。
老三深知马刚这么多年都在北京干的是什么买卖，也了解马刚的为人。一般来说，中国商人更多地希望把利润留给自己，从上游拿走利润，不管下游死活，马刚虽然也是在商言商，但他更多考虑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一向出手阔绰，只要能把事办好，他不亏待每一个出过力的人，绝不吃独食。
马刚找到老三的时候，他在新医院的新科室刚刚落脚，人生地不熟，急需拓展人脉，站稳脚跟。虽然是主任的研究生，但是老三知道，自己完全不懂实验室，做实验纯属浪费主任的科研经费，根本不会拿出什么像样的科研成果，最后能不能弄出一篇论文体面地毕业都难说。作为一个外来人口，他相貌平平，还是半路出家，一不会写标书，二不会写SCI，连为主任开会做个花哨漂亮的PPT的机会都捞不到，对主任来说，自己毫无利用价值，更别提让主任深入了解自己，有朝一日提拔和重用了。
他急需一个狠拍马屁的时机，要是能像马刚一样开展业务，给主任不断介绍带着红包的“好病人”，一来二去就有了联络，有了彼此，不愁主任不了解自己，也算曲线救国，为自己谋一条生路。
马刚是个负责任的托儿，病人和医生专业的精准对接，一直是他对自己的最高要求。他非常严肃地问老三：“这种小孩的心脏手术，你们主任做得多吗？”
老三吐着烟圈，故作老成地说：“我们主任是全才，早些年心外科没分这么细的时候，人家是什么手术都拿得下，没问题。”
没想到，主任一听是给先心病的孩子做手术，直接拒绝了老三，让他去找专做小儿的郭医生。
其实，这时候老三拿着病历去找郭医生，是最佳途径。反正郭医生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谁，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他没有理由不给孩子做手术，不过床位紧张，病人有先来后到，等床是肯定的，可能是一两个礼拜，也可能是一两个月。老三完全可以说孩子是自家远房亲戚，三天两头前来打探一下床位，郭医生就是再清高，也会给亲情留一个薄面，尽早收入院。
但是这位郭医生，老三有所耳闻，他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只是个带组的副教授，是一个有能力又不懂低头的人，才华闪亮的时候，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他好像完全感受不到周围人的嫉妒以及恶语中伤，并且永远不会从各种排挤和打压中吸取教训，只是疯魔一般醉心于自己的手术，这样一个医生自然不招人待见。
只有北京这种移民城市的三甲医院，医生可以仗着技术好，靠真拳脚打出自己的天地，若是主任执掌生死大权的小地方，这种医生根本没法混。虽说老祖宗都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是领导看不上眼的医生被边缘化，被斩立决，一辈子不能翻身的事儿太常见了。老三干了十几年的临床医生，虽然业务能力平平，对办公室政治早已烂熟于心，尤其是医院这种等级森严、高级知识分子和精英人物扎堆儿的地方。自己初来乍到，正是抱住一棵大树站好队伍的时候，实在没有理由为一个不相干的病人不给主任送礼，反去贴近一个毫无政治前途的医生。
老三赶紧放下姿态恳求主任：“是当地医生极力推荐您的，病人看重您的技术和口碑，就奔您来的，只有您能救他，求您一定成全。我爸爸年轻时候在内蒙古插队，这家人对我爸有恩，这孩子我也只有交给您才放心，也是替爸爸报答人家的恩情。”接着，恭敬地递上事先精心准备的牛皮纸档案袋说：“主任，这里面是孩子详细的病历资料，请您在百忙中抽时间给看看。”
主任看他说得诚恳，又沾亲带故，没再拒绝，让老三把病历留下，自己找时间看看再说。
按照心脏外科专业的细分，孩子交给郭医生开刀最理想，他年富力强，手疾眼快，天生一块做手术的材料。在戴上老花镜仔细看过病历之后，主任觉得手术并不复杂，并非孩子家长说的只有他能做，自然也就不是只有郭医生能做，虽然不是专门做小儿先心病的，但是自己在瓣膜病领域打拼了大半辈子，他自认有能力把手术做好。
第二天查房结束，主任把老三叫到办公室，把档案袋里的钱如数交给老三时，让他把孩子收住院，并且语重心长地嘱咐：“这钱你替病人拿回去，手术我亲自做，你是我的学生，咱自家人生病，不用这个。”
在老三眼里，老师收钱开刀，无可厚非，那是给自己面子。现在不仅答应亲自做手术，又如数退还红包，这让他对导师肃然起敬，暗自感叹，北京城里有大家。
钱应该退给马刚，但是马刚会退给家属吗？肯定不会，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主任没要钱，念的是师生情分，那么这个情分是否可以理解为自己的人脉和资本？再想到他和孩子来北京快一年了，还没买房买车，自己做研究生没工资，家里全靠老婆一个人撑着，老三差点掉下心酸的眼泪，他抹了一把鼻涕，把钱悄悄锁进抽屉，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手术当天早晨大交班，郭医生一眼看到手术表中有个一岁患儿，疾病一栏写着完全性心内膜垫缺失，这不是一般的先心病，第一次手术至关重要，做得好不好直接决定孩子的预后。他本来打算在交班会上问几个究竟，来几个质疑，但是顺着手术表往后看，主刀医生是主任。也许多年来横冲直撞、不懂迂回留下的伤疤在那一刻忽然隐隐作痛，他终于管住那份早和自己年龄不再匹配的愤怒，管住那张在国际会议上报告独特术式，令自己闪亮，给自己荣誉，却在现实生活中不知道给自己惹过多少灾祸的嘴巴。
马刚为人厚道，绝非见钱没命，或者分毛必争的人。他从剩下的钱里留够自己和老三的那份，没用家长提，主动帮孩子托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为手术保驾护航。要知道，马刚每张一次嘴，这些答应帮忙的医生都是要分得一杯羹的。
复杂心脏手术绝不是外科医生一个人的T台秀，而是整个手术团队的集体作战，病人做手术都知道要找一位超级医生做主刀，却不知道还有麻醉医生这位真正的幕后英雄。疾病有轻重，麻醉没大小，手术台上，外科医生只管动刀动枪，修理出现问题的零件，病人的整条性命却都时刻攥在麻醉医生的手里。
很多病人一生感恩外科医生开刀救命，却很少有人记得麻醉医生的姓名。
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老百姓想象之中那样，在手术前打个麻醉针就大功告成。他们通常寸步不离守在病人头侧，眼睛不时扫描各种监视数据，手中不时调整各种操控按钮、阀门和气囊，升压、降压、利尿、输血、平复心律、维持电解质平衡，时时记录生命体征和各种使用药物的名称、剂量、给药途径、给药时间，一切有条不紊，果断迅速，又悄无声息，沉着冷静。一切尽在掌握是每个麻醉医生最基本的素质，在手术台下，麻醉医生不说是千手观音，也是病人三头六臂的保护神。
全身麻醉是介于睡眠和死亡中间的一种状态，病人全身肌肉松弛，呼吸肌肉麻痹，完全没有自主呼吸，全靠麻醉医生手下的呼吸机鼓动双肺，完成每一次喘气。麻醉医生给予的呼吸模式是否科学，是否让你平稳舒适，是否能够减少应激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有害物质导致术后恢复缓慢艰难，都是病人有眼看不到、有苦说不出的。
外科医生可以一辈子只靠一种术式吃饭，可以因为抢救了某个名人或者治疗某种罕见病例一战成名，麻醉医生却只能是默默衬托红花的绿叶，你把病人麻过去，再让病人醒过来，这是天经地义，不代表成功，要让每一个睡过去的病人都按计划醒来，才能保持一辈子职业生涯的良好记录。
每一个先天性心脏病都是上帝造人的疏忽，虽然和正常结构不同，但是差误绝非千篇一律。胚胎时期心脏的发育是动态的，导致畸形的原因或内在，或外来，或内忧外患，致畸因素的作用强度、作用频率和作用时间点不同，产生的畸形类别五花八门，严重程度也各不相同，这决定了手术所要面临的极度复杂性。
先心病的另一个特点是，经过矫形手术的心脏会伴随孩子的生长发育不断长大，这决定了小儿心脏外科医生的手术作品只是一个模胚，当时做好了，够用了，很可能几年之后，伴随心脏结构的增大，功能跟不上了，这需要医生以高度发展和动态的眼光看待和打磨手底下的幼小心脏，做成什么样子，能用多久，取决于医生长期所受的临床训练、技术、技巧、经验以及天赋。
体外循环开始，心脏打开后，主任发现孩子的畸形比想象中复杂，成形手术很不顺利。
外科医生需要让心脏停止跳动，才能在心脏上做手术，阻断主动脉后，留给外科医生进行手术的时间并不多，小儿心脏本来就小，供医生操作的瓣膜部位更小，理想的手术是一次成功。主任出师不利，他需要重新阻断主动脉，再做一次。
孩子的畸形非常复杂，就在这时，患儿发生了严重的低心排出量综合征，出现了肺动脉高压危象。
幸亏马刚帮忙找了一位心脏外科麻醉的大拿坐镇，他沉着指挥麻醉团队的抢救，孩子的情况终于平稳下来。
下一步怎么办？主任可以选择再一次阻断主动脉，再成形一次，但是，再不成功怎么办？这时候，不管多高级别的医生，都应该想到“商讨”和“求助”。
手术台上的四位医生同时想到一个人，那就是郭医生。都说旁观者清，但是，除了主任亲自提出呼叫郭医生来帮忙，几乎没人有这个胆量，这明摆着是对主任手术能力的质疑，是对主任手术能力丧失信心。
手术台是战场，医院却是一个巨大职场，即使是为病人好，是为挽救生命，大多数助手都不会不知深浅地先放这一炮。一个医生如果在能力有限的时候，长期管不住自己的嘴，不知深浅地乱放炮，迟早要惨淡出局。大多数医生都是凡人，都要首先保全自己在俗世的稳固地位，获得职业安全感和个人安全感，才能更好地行事天使之职，救治别人。
主任的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可不是那种随便做个小手术就会大汗淋漓的外科医生。麻醉医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知道自己的老战友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于是绕到他的身后轻声说：“小郭在隔壁呢，我给您叫过来搭把手吧，这孩子的畸形不一般，我都没见过。”
“好，好，您受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台阶，主任略作停顿思考后，立即做出决定，这让他突感如释重负。
郭医生正在隔壁手术台上，听到通播呼唤，立刻想到手术表中那个一岁的孩子，一定出事儿了。幸好手术主体已经完成，他把关胸的工作交给助手，三步并作两步，蹿到主任的手术台前。
他探头看了看心脏的情况，真的很糟糕，不过再试试也许还有机会，于是果断地对主任说：“领导，我协助您，咱们再试试。”他重新刷手，套上巡回护士早已准备好的手术衣，戴上器械护士早已撑好的无菌手套，一个小助手悄声离开手术台，主任将主刀的位置让给了他。
此时，郭医生完全替换主任做了主刀，但他没把话说那么明白，是出于对主任的尊重，是给主任留面子，这有利于稳定主任的心理和情绪，也让自己处在一个更加舒服的位置上，更好地完成手术。是的，一个已经证明自己实力的人，本来就不需要再像年轻人一样处处争风头，还一定要赢在嘴上。
患儿情况暂时稳定，郭医生再次阻断主动脉，打算重新修剪瓣膜，希望尽量完美地完成重建和缝合，然而外科手术就像在一块布上做裁缝，最好一鼓作气，裁剪成功，再而衰，三而竭。30分钟过去了，麻醉医生再次绕到主任身后，用非常低沉和凝重的声音问：“怎么样了？我这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体外循环时间过长，反复阻断主动脉，打开心脏，对孩子的心肺功能打击太大，先心病的孩子本来身体就差，手术进行不下去了。麻醉医生说得隐晦，实际上，他是在非常审慎地提醒外科医生，该收手了。
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整个手术的总指挥，也是责任的全权承担者，他为职业而战，为生命而战，更为个人荣誉而战，他的决策常常是不需要解释的、武断的、毋庸置疑的，一切都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并且要对手术台上的生命负全权。
正因为如此，作为麻醉医师，如果对手术提出质疑，尤其是直接要求外科医生停止手术，或者改变手术计划尽快结束手术，都需要付出勇气。尤其面对气场强大、正在经历极度紧张和巨大压力之下的主刀医生，必须有非常专业和精准的判断作为后盾，经过快速和周密的考虑，并且加以合适措辞，否则，非常容易将局面搞砸。
麻醉医生通常是整个手术团队中最隐忍的角色，他们是沉默的主角，他们一方面要让病人安全；一方面要让手术医生安心，不能一有手术失血就大呼小叫，一有血压升高自己就血压上蹿，不能一有心律失常就乱了阵脚。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接到同样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尽快完成手术的信息时，等于接收到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危险到病人随时可能死在台上，这就是手术室里医生工作的默契。
病人死在台上，这是任何一个外科医生终其一生都要极力避免的意外。
走仕途的人整天想着上台，车牌尾号愿意选7，取“七上八下”之吉祥寓意，全世界恐怕只有医生整天盼着早点下台。
上台，代表手术的开始；下台，代表手术的完成。
手术做得行云流水，下台相当于画上完美句号，医生或心如止水或扬扬得意，全由自己的脾气秉性决定。手术做得差强人意，及时下台相当于阻断随时可能变得更坏的局面，医生略显狼狈，但总算全身而退。胆怯的医生可能告诫自己，以后无论如何不接这种手术，业务就此停步不前；勇敢的医生会吸取教训，改进手术方法，避免在下一个病人上犯同样的错误，业务就此精进一步。
外科手术的魅力，在于世上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病人，病人的身体切开，病情往往出乎意料，手术过程总是跌宕起伏，病人前一刻还好好的，突然间就飞流直下，医生必须审时度势，力挽狂澜，过程往往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有时候，能下台就已经代表成功。
此刻，手术做得差强人意，应该及时寻找退路，否则病人死在台上，两位大刀一个都下不来台。第一次对瓣膜的设计和剪裁至关重要，事已至此，郭医生纵是浑身本事，也已回天无力，再次成形的效果仍然很差。手术不能无休止地做下去，经过讨论，他和主任都同意将瓣膜组织全部切除，他们选择了最小号的人工主动脉机械瓣膜，倒扣在二尖瓣位置，进行缝合，勉强将心脏复跳，得以下台。
两位医生下台之前的选择不无机巧，却也是迫不得已，实属无奈。缝上去的瓣膜是人工的，是死的，是不能伴随孩子心脏的生长发育一起长大的，一旦不能满足心脏功能，孩子还将面临二次或者三次换瓣手术，直到成年。
下了手术台，还要出ICU，才算基本脱离危险。ICU的治疗相当花钱，家长没有一句怨言，来北京之前，当地医生说这孩子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他早有心理准备。手术前，主任把他请到办公室，把为什么要做手术，手术要干什么，几种方案，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术中术后面临哪些风险，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钱，都讲得一清二楚，对于今天的结果，他心中有数。
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都和老婆红着眼睛蹲守在儿科ICU的大门口，等待医生随时出来交代仍然不是十分理想的病情，交代仍然不是十分明朗的预后。除了每天为孩子默默祈祷，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想见医生，又怕见医生，希望和失望交错，每一天都度日如年。
生命脆弱，又超乎想象地强大，在医生护士的精细照护下，在现代高级医疗设备的支持下，在父母无私的情感和巨大资金的支撑下，孩子渡过危险期，拔了管，出了ICU，回到人间。
这是一个先天不幸的孩子，上帝造人没有公平而言，在妈妈肚子里，她没有得到一颗发育完全的心脏。她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因为地方小，产前检查不规范，产前诊断技术跟不上，她的心脏畸形没被发现，她的小生命得以逃过早在子宫之内的一场浩劫，得以出生，并且磕磕绊绊地长大到会走路，会叫爸爸妈妈。
这是一个不幸又有幸的孩子，起码，她的父亲爱她，为了她什么都舍得。在中国，有多少男人愿意花高昂的医疗费去救一个成功概率并不是很高的孩子，还是一个女孩子。毕竟，夫妻二人重新来过，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可能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别说不会花钱去救孩子，有多少男人甚至将人老珠黄无法再生育的孩子妈妈一起抛弃，娶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全部生活都重新来过。
在中国，又有多少孩子，全身上下大毛病没有，只因嘴唇上有一道豁口（唇裂畸形，民间也称兔唇），只因多一根手指（六指畸形），只因心脏上一个非常小的裂隙（房间隔或者室间隔缺损），一旦这些一不致命、二不致愚的微小畸形被高精尖的现代仪器发现，并且被医生白纸黑字地诊断，生命的轨迹就此发生改变。
实际上，很多出生缺陷是可以在出生后得到矫形和纠正的。他们的父母如果认为这是一条生命，不能随意放弃，那么只要花不是很多的钱，或者找到慈善机构，完全不用花钱，为孩子做一个不是很大的整形或者修补手术，就能给孩子健康长大的机会。
然而，太多的家庭无法接受孩子的不完美。
或者因为产科医生没有尽到充分告知的义务，家长想当然地就把“有问题的”孩子引产了。
或者因为不知道要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去找整形医生或者心外科医生提前咨询，他们完全搞不清孩子出生后要做多大的手术，要花多少钱，能达到什么效果，孩子能够顺利长大，身体和智力的发育是否受影响，在一切都没有答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家长忍痛将孩子引产了。
或者医生总是坏话说在前头，让本不明朗的前景黯淡无光，他们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或者，医生已经尽力，父母充分知情，却仍然无力承受，压力可能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来自家庭本身，也可能来自或者蛮横或者所谓一心为儿女好的上一辈，总之，家长最终将孩子引产了。
放弃孩子的母亲都是有难处的，没有一个母亲真心舍得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如果家里家外没有一个人支持她，甚至在一个巨大的家族里，她从来就没有话语权，怀上这样一个孩子更加令她蒙羞，没脸见人，甚至孩子还没出生，母亲已经开始厌恶他，这样一位自身不保的母亲，拿什么去拯救自己的孩子。
再或者，有时候，不可否认，引产的建议可能直接来自医生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这种看似安慰，实则残酷，并且恣意代替父母做主的粗暴理论。我们甚至不能过度责怪医生，如果整个社会都漠视胎儿的生命，认为他们有一点瑕疵就可以被随意处置，医生也难独善其身，越过孩子的父母去维护和珍爱腹中的生命。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同一片土壤上，善之花，恶之果，大家都有份，亲自将腹中已有胎动的唇裂胎儿引产的父母之中，医生也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