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的紧俏，永远不会只表现在某个特殊方面，人多，除了上幼儿园上学困难，还有就是看病困难，尤其是协和名医专家教授，要是分摊给全中国的老百姓，真不知多少人才能轮上一个。
“全国人民上协和”意味着协和承担着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它早已不堪重负。因为地段黄金，寸土寸金，扩张地盘又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行中的新人旧友，尤其是卫生行业各路神仙大侠有机会坐一起聊天时总爱问，你们协和多少张床位啊？
床位，是卫生医疗系统领导作报告，或者酒桌上吹牛最爱炫耀的一个数字。我真不知道我们医院有多少张床位，过去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将来估计也记不住。我只知道，眼下我所在病房的床位总数，能加几张临时救急的行军床，在遥远的未来，有几张床是可以供我使用的，躺我自己的手术病人的。后者是我，还有大多数中青年手术科室医生，吃着各种苦，耐着各种劳，还能坚持下去的全部理由和意义所在。
任何病人来协和住院，首先要过门诊那道关。
门诊病人只有看了医生的门诊，医生认定确实需要手术或者必须接受住院检查和治疗，才会给病人开住院条。住院条的上面有病人的基本信息，下面是我们医院的地址、开户银行账号、住院须知，背面是病人的联系方式。这是门诊病人和医生，和病房里的床位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
每次门诊结束，各位教授都会带回薄厚不一的住院条，厚薄主要和教授的知名度、火热度相关，越牛的教授带回来的住院条越多，那一沓子纸就越厚。这些承载着无数病人希望的住院条被我墩齐了，按照先后顺序整理好放进支票夹子，每个教授一本，放在病房住院总专属的抽屉里。
作为“老总”，每天我都用很长时间来面对这些住院条，试图通过住院条上简短的几个诊断术语，判断出这张住院条背后是个什么样的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如何，手术大小和难易程度怎样，是否需要兄弟科室会诊，再根据病房手术日的安排，各位教授的喜好，各位教授每天的日程安排，当然，还有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也必须正视的通过各种途径转达而来的人情关系，决定叫哪些病人住院。
教授的一天，是忙碌的一天。可以说有时候教授的老婆都不知道他这一个礼拜在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知道他哪天出普通门诊，哪天出特需门诊，哪天出外宾门诊，哪天在医院做手术，哪天给医大学生讲课，哪天开医院的论文评审会，哪天开职工代表大会，哪天他的博士答辩或者博士后出站，哪天他要去别的医院听兄弟教授的学生答辩，哪天给药厂讲课，哪天飞到哪个城市为哪个医院的病人做手术，哪天飞到哪个城市为哪些地区的基层医生讲课。
经常在傍晚、黄昏、倦鸟归巢之时，我的上级医生车娜从手术室出来，洗得白白的，擦得香香的，收拾停当后，拎着她的名牌小包，换上高跟鞋准备回家的时候，会拍拍我的肩膀问：“丫头，床都叫好了吗？”
我说：“‘叫床’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车娜总是带着一副无比哀怜，又帮不了我也拯救不了我的些许内疚，毫不犹豫地扭着她的小蛮腰，把小包往肩膀上一挎，再用胳膊肘一夹，边走边说：“别给那堆住院条相面了，先把明天的住院病人搞定，以后的再说，爱谁谁，赶紧回家睡觉去，你都快30了，得抓紧时间造人了，再不抓紧时间怀孕小心生不出来了。”
后来，等我也当上主治大夫，我才知道她那会儿根本就没打算拯救我。不过，能够流露出怜悯并且给予言语上的安慰已经是情怀无限的领导了。
下班之前，我小心翼翼地把住院条收好，放回到那个没有锁，但是除了我没人会对它们感兴趣的抽屉。每每这时我总是担心，要是谁想把医患关系彻底搞砸，要是谁想毁了协和妇产科，那些会写字的文字工作者不用见了医疗事故或者医患纠纷又采访又报道的，也不用在电视上又哭又呐喊什么浪费纳税人的钱之类的，就把抽屉里的住院条偷走，毁掉，就OK了。从此，医生和病人彻底失去联系，我们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大刀再牛，没了病人，良弓尽藏吧。病人等在家里，只有干着急，怎么协和还不叫住院呢，真把病耽误了往媒体新闻上一曝光，我们就彻底死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