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利离开国防部，并不意味着就摆脱了追捕。
任少白误导所有人以为韩圭璋假冒维修工逃走的计策，到那个真维修工在联勤总部被找到后，也就失效了。
安顿完韩圭璋，任少白从洪公祠带回来的消息则让李鹤林失望：自从上一轮对中共地下情报站的成功剿灭，保密局就没有再发现新的动静，“无论是南方局还是江苏省委，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新的组织网络”——这是吕鹏的原话。
但是在李鹤林听来，实际的意思是，如果当真有人在外接应韩圭璋，这个人是谁，保密局也毫无头绪。
二厅六处的反谍人员企图从西北军政公署的代表那里获得一些线索，但是以长官张治中为首，所有人都是一问三不知的状态，而且这“不知”多少还带着对他们的敌意。这样的情况汇报到厅长那儿，厅长也无可奈何，只能感叹，这个在党内根基这么深、有这么多兄弟战友的韩圭璋，怎么说投敌就投敌了呢？
相比于厅长还在纠结韩圭璋叛逃的原因，李鹤林倒显出解决问题的干练。他觉得一个大活人不可能凭空消失，如果不是伪装成维修工，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逃出去时，实际躲在国防部的哪个角落，然后再混进外出追捕他的特勤人员当中离开。
不得不说，他的分析相当准确。
而由于很快反应过来这点，李鹤林认为他们现在全城搜捕的成功率还是很大的。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要考虑，逮捕他的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在李鹤林看来，这比韩圭璋出逃本身还要严重，因为这就意味着，他在国防部里有内应。
“这件事的保密等级虽然很高，但实际上能接触到的并算不少。”任少白分析道，“理论上只有国防部高层知情，但是每个高层都有自己的副官、秘书，这就扩大了一圈，再加上具体行动的保安局人员，就更多了。哦还有，六处准备安全屋又得通过总务处，所以这个范围其实不小。”
李鹤林叹了口气，道：“这就是我们这个工作体系的问题了。”
任少白不敢应和这一句，但是又说：“还有没有可能，都不算是内应，而是就像西北公署的人明显袒护他一样，我们部里、甚至总统府那边，都有他以前的朋友，可能只是想帮一把？”
“帮？”李鹤林冷冷地说，“为了所谓同僚情分而给共产党白白送去一个高级将领。如果是这样，那就更要挖出这个拎不清的糊涂蛋了。”
这是八月七日晚的情况。
然而一夜过后，一个新的消息让整件事的严重等级再次上升。
国防部长下令逮捕的人跑了，保安局长又远在北平，保安局一处的杨开植便找了首都警察厅出人协助追捕。他本人也亲自带队，把人分散到城市的各个区域。但是几个钟头后，他的尸体却在城内西南方向的一处棚户区附近被发现了。
保安局里经传开了，一定是共产党派来了一个行动队，在接应韩圭璋的过程中，与落单的杨开植展开了交火。
之所以不是韩圭璋本人干的，是因为根据西北军的装备记录，他的配枪所用子弹与击中杨开植胸口的那枚不符。
李鹤林一脸严肃地看警察厅密送的弹道轨迹分析：死者近距离正面中枪，且子弹有非寻常结构……
也是因为杨开植的死，原本置身事外的保密局也被牵扯了进来——首都在开重要军事会议，竟然有一队共党特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保密局是膨胀了还是不想干了？
前一日在见任少白时还抱着点隔岸观火心态的吕鹏坐不住了，明明是国防部的人让韩圭璋从眼皮子底下溜了，现在竟然想把责任推卸到他们身上？但是，吕鹏还是决定下场，跟二厅和保安局一起追查韩圭璋及其共党同伙的下落，不是为了较劲或自证，而是因为被杀的杨开植，曾是招募他进军统的领路人。
至此，一个专门通缉韩圭璋的临时调查小组正式成立，组成部分有：保安事务局统辖的警察和保安队伍，掌情报的国防部第二厅和保密局。只要韩圭璋没有上天遁地之术，便出不了这座南京城。
所以韩圭璋此时在哪儿呢？
一天前，在任少白去扯冷气机组的缆线之前，他还给兴业银行的襄理办公室去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有一张定期存单快到期了，但是人现在去不了柜台。
电话那头的人便说可以派业务员去他家里取单据和私印。
这是他和彭永成的备用方案，如果要在原本约定的时间之外见面，便这样联系。
而见面的地点，则是任少白外祖家在西家大塘的那片出租房里。
毗邻古台城，西家大塘其实算是玄武湖的一角，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建都的时候，把玄武湖划拉了一块到城墙内。后来在万历年间，一个叫胥自修的举人看中了这个地方，在这里栽荷种菊，形成了吸引游人的景点，被称作“胥家大塘”。但是由于南京人讲话快又发音不讲究，到了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编《首都志》的时候，就记作了“西家大塘”。
任少白的外公就是在《首都志》出版的前几年，决定投资首都的房地产事业的。根据《首都计划》划分的新住宅区，很多有门路的人都在高云岭傅厚岗一带买地皮盖房子，但是任少白的外公却把目光放在了西家大塘周围。
盖的房子也不像使馆区里那些洋派的小楼，而是朴素的连栋平房，租给从外地来的新首都人。十几岁从绍兴老家来南京上学的任少白，也曾在那些房子里的某一户里住过，还跟一个后来去上海拍电影的女明星做过邻居——当然不是上官云珠，不然他是打算吹一辈子的。
而现在，也是在那些已经演化出地道南京方言的老住客里，藏了一个韩圭璋。
“这里很安全，周围的居民都是我们家熟人，我说你是新来的租客，没有人会起疑。”任少白安置韩圭璋的屋子还留着上一任租客的东西，基本的生活能够应付几天，他在头天晚上嘱咐道，“但现在国防部的人在找你，你最好不要出去。东边第一户的巧姨每天会给你送饭菜，她从小是跟着我妈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肯定不会往外说。”
彭永成在接到消息后，便也来到了西家大塘。他没有怪任少白先折后奏，因为他也同意，如果在事后组织营救的话，遇到的阻力会更大。然而到了第二天，因为杨开植的死，想要让韩圭璋在严密的围捕中离开南京，就另当别论了。
“你确定杨开植不是你的人杀的？” 再次见到彭永成时，任少白的语气变得急躁。
“按你所说，他是昨天入夜时分死的，那时候我们的行动都还没开始计划。”
任少白不确定，他是不是把“我们”两个字咬得比其他字更重。但是他立刻反应过来，自己失言了，于是低头摘下眼镜，揉着鼻梁以掩饰尴尬。
彭永成看着他，叹了一口气。
“我昨天说过，关于韩军长的转移，下面就交给我，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彭永成想，以国防部的架势，除了要追捕韩圭璋，肯定也会进行一番内查，此时任少白如果再有动作恐怕有暴露的风险。然而，他的话落在任少白的耳里，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是想把我排除在行动之外？你觉得我会泄露你安排的转移路线？”
彭永成没想到他会问出这样的话，不由也生出了火气，反问道：“你今天怎么回事？一会儿怀疑我杀了杨开植，一会儿又说我把你排除在行动之外，你是对我有什么信任危机吗？”
“不是我有，是你有，是你不信任我。”任少白脱口而出，尽管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
彭永成错地看着眼前这个自己刚认识不久的年轻人，这才意识到一个他从未想过的问题。
中央派他来南京，接替过去的养蚕人，将一二零七从休眠中唤醒。在临行前，他问自己的上级，他对于一二零七来说，究竟是上线、负责人还是别的什么？
是同伴，上级这样告诉他。
彭永成没有继续追问，因为对他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作为秘密工作者，在上海、北平、武汉……都待过，有时是当短暂的联络员，有时也领导长线的计划，而这其中，每一个跟他并肩作战过的地下党员都是他的同伴，可以把全部身家性命交付的同伴。
但是同伴这两个字对于眼前的任少白，却并非理所当然。
或许是因为他与组织断联了太久，也或许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团队作战，无法理解作为一条线上的一环，对彼此之间那种无条件的信赖。
在任少白心里，即便是有相同的政治信仰，即便接到了指令在一起进行秘密又危险的工作，对同伴的相信也是有条件的。他这样想，觉得对方也这样想，第一次见面时被承诺的信任只是口头上的说法，并没有真正的意义。
“我知道了。”彭永成在想到了这一层后再开口，“无论是上次那批送到解放区的军械，还是这次对韩军长的营救，你都是当做投名状来完成的。”
任少白一怔。
这是他从休眠中苏醒后就一直有的心思，或者说隐忧——他生怕自己所做得不够，不够让组织完全相信他这个身在国民党机关多年的人，他怕被当做双面间谍，他怕自己和组织之间其实存在着没被道破的屏障。所以，他想要靠所做的事来证明、反复证明，他自己。
他是没有安全感的，彭永成忽然想到。
“幸好你说出来了，不然每每见你，都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却不知道你内心原来是这样想的。”彭永成想起自己的弟弟，如果不是三七年在逃难中没了，现在也跟任少白差不多大了。如此想，便对他除了理解外，又多了一份耐心。
“你不必把每一件事都当做投名状来做，你不必递投名状。我不知道你和过去的养蚕人是如何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的，但是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吧，不过我还是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把我当做真正可以信任的同伴。这里的信任不是说不怀疑我背着你做出某项行动，而是不怀疑我对你的无条件相信——是不是有点绕？但就那么个意思，我觉得你能明白，就当做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磨合，何况是做我们这样的工作的。”
听着彭永成的话，任少白原本焦躁急迫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道：“我明白了。”
彭永成笑了笑，像个宽容的兄长，道：“还有，我说韩军长接下来怎么办由我来处理，不是不让你参与。而是你的不参与，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