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年轻女孩怎么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这样死在重庆的防空洞里。
她不是没有幻想过死亡，但是在她青春又热烈的脑海里，她即便死也应该死得壮烈、有意义、有价值。或许是在游行示威中被来镇压的警察用子弹贯穿胸膛；或许是被政府的鹰犬逮捕，在刑讯中以死明志；或许干脆走上了前线，用鲜血来浇筑抵御侵略者的围墙……
总之，不是像现在这样，和上万人一起挤在防空隧道里面，从下午到晚上，空气逐渐稀薄，呼吸不过来，想要出去却打不开上了锁的闸门。身体被压在不断往前挤的人群中，因为窒息倒下，又被继续往前涌的人踩踏上来。
她后悔今天来重庆了，她本应该在成都华西坝的校园里上课，上午是英国文学，老师讲到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她原本是不喜欢这些落伍过时的文学意象的，觉得与此刻的民族危机相比，太无用、太软弱人心志。
早在念高中的时候，她就发现，自己所关心、在意的，与周围的同学们有很大不同。
民国廿五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事变，逼蒋抗日。在她看来，这当然是义举。日本人已经侵占了东北，中央政府却一再退让，行政院长甚至为了向日本示好，要在首都南京种日本的国花樱花树。
为了声援西安，她第一次参加了抗日游行活动，和队伍中的其他青年抱着一样朴素却炽热的目的，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对抗外敌。
发现女儿热衷于进步活动的父母表达过担心，却被反问在北洋政府在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心情。
在这种时候，父母总是要输给子女的。
不过到了第二年，卢沟桥事件发生，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他们才在另一个层面放下心来，对女儿讲：“你看，政府已经决定统一战线，就用不着你一个女孩子整天摇旗呐喊了。你马上也要进大学 ，读书学习才是你的首要任务，抗日打仗是中央军人的任务。”
但是，考到金陵女子大学的外语系，并没有改变她对于更先进思想文化的追求。她对大学自由的环境充满向往，以为一定能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她邀请同班同学一起参加读书会，可是响应者寥寥，而即便同她去的，在一两次后也开始找借口回绝。在她的追问之下，才有同学说了实话，原来也是父母的告诫，叫她们在大学只专心读书，不要参加有政治色彩的活动。
她先是觉得沮丧，后来便感到愤慨。尤其在学校于当年冬天经过流亡迁到成都后，她更感到沉溺于读济慈、雪莱无法拯救现下这个在战火中的中国。她要走出去，走出宿舍、教室、校园，投入能改变国家命运的斗争。
那时候的成都华西坝，不止有一个金陵女大，还有金陵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几个学校的进步团体互相碰面结识，决定团结起来，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进行活动，当然会遭遇宪兵或者特务的干预，但她自有一番掩人耳目的方法。
每次出学校参加集会或是示威游行，如果遇到突击检查逃命，她便从外衣裤里抽出穿在里面的连衣裙，又从包里掏出一双皮鞋换上，便立刻从挥着拳头的进步学生变成莲步轻移的娇小姐。
这个方法几乎屡试不爽，她可以大大方方地从宪兵面前走过，对方也只认为她是无意间路过，而且看她非富即贵的打扮，也不会轻易敢去盘查。
唯有一次，实在是来不及了。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便衣特务冲散了游行队伍，有人大喊“警察抓人了”，街上一下就乱了。
她也被人从背后撞倒，手里写着标语的传单飞散出去，踉跄地跌在街边的一间店铺门口。她刚要爬起来，就被拉住了胳膊，她心下一紧，以为是被抓了，刚要甩手挣脱，只听一个女孩的声音。
“你躲到店里来。”
她抬起头，瞧见一张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脸，白净秀气，只是此刻细细的眉毛微蹙起，严肃地看着自己。
“快点。”女孩一边催促，一边把她拉进了店面里，还拍掉了她手里最后捏着的一张传单。
这是一家药材铺，女孩把她推进柜台后面，让她蹲下躲好，自己则站在旁边。她在一片喧闹中听见拨算盘的声音。
有急促的脚步闯进来，似乎看了一圈，发现没有可疑的人，便又走了。
直到街上游行的、抓人的都走了，女孩又等了一会儿，才低下头说：“没事了，你起来吧。”
她腿蹲麻了，站起来的时候崴了一下，被女孩扶住，二人四目相对时她才想起说一声：“谢谢。”还不等女孩回应，她看着柜台上的算盘和账簿，又问出刚刚一直好奇的问题，“你一个女孩子竟然做账房先生？”
“你一个大学生，竟然还觉得女孩不能算账？”
她一愣，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来：“你说得对，账房小姐。”
大学生出生在南洋，几岁回国时，南京话都听不大懂，但父亲却是登上了报纸的“爱国华商”。她是那个时代教会学校的产物，父母虽然不在身边，却重视她的教育，还鼓励她大学毕业以后去美国读研究所。而账房小姐的父母来自重庆郊区，虽然也珍爱这么一个独女，却不得不指望她在中学毕业后就承担起家庭的部分责任，让她在成都亲戚家谋一份工作。
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女孩在机缘巧合下成为朋友，大学生半真半假地说对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账房小姐带着点家长的口气教育她：“你好好一个学生，不去上课，闹什么运动啊革命……”
若换成别人这么说，大学生早就翻脸了，但偏偏对着这个账房小姐，眼珠一转，笑容里带出狡黠：“你这么想要上大学，不如替我去上课吧！”
大学生要组织进步活动，有时候会跟学校里的课程时间冲突，碰上爱点名的教授，总不能每次都让同学帮忙喊到。眼前的女孩跟自己同年，差不多的高矮身段，头发绑成她惯常的样子再换身衣裳，从远处看还真能以假乱真。
账房小姐初听她的主意觉得荒谬，但又止不住地心动。药材铺的生意并不很忙，反正她也不负责抓药，做账可以晚上回家再补。于是，两个女孩一合计，第二天就去了学校熟悉教室环境。
大学生的同学知道她一向胡闹，见她找来一个“替身”也只笑骂两句，便承诺会在她逃课的时候帮忙掩护瞒天过海。时间久了，她们甚至干脆管账房小姐叫大学生的名字，对着本人反而故意问：“你是哪位？”
当然都是玩笑话。
到了大学最后一年，只有真大学生才会面对是毕业后何去何从的问题。身边好些同学选择向国外的研究所提交申请信，但大学生偷偷对账房小姐讲，自己想去延安。
那个时候，延安是所有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地。
但大学生还是有顾虑。父亲在国内的投资项目中，不乏有政府参与，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可如果自己当真一条路走向左，难保家里不会受到影响。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民国三十年初发生的一件事，还是将她彻底地推向了当局的对立面。
1月18日，大学生为了应付期末考试而早起去图书馆自习，然而刚坐下没多久，一个齐鲁大学的读书会同学便将一份当日的《新华日报》拍在她的面前。在报纸的第二版中间，是署名周恩来的十六字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发生在安徽的皖南事变，时隔半个月，才终于被国统区唯一的共产党报纸披露出来。
大学生不再犹豫了。
她最新的胡闹计划，是告诉父母自己被美国的某所学校录取，会在汉口码头坐上远渡重洋的客轮，但实际上，她会在轮船起航之前跳下甲板。而在她抵达延安以后，会像很多她知道的人一样，改掉自己名字，成为了一个新的人。
不过，在那之前，她会继续活动，发挥自己对周围人的影响力，揭发国民党“假抗日真剿共”的面目。
这就是她在1941年6月5日这一天抵达重庆的原因。计划里，她会在第二天加入由中央大学牵头的一次示威游行，还会见到共产党在重庆的组织和领导人，对她在下个月去延安进行具体的安排。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在空袭预警中，大学生同周围的居民一起，涌进了位于十八梯的大隧道公共防空洞。防空洞外面，是二十多架日军飞机撕裂了天空，对这座城市进行又一次从白天到黑夜的轰炸。
没有人能说，重庆市民几年下来对空袭习以为常了，因为没有人能对灾难习以为常。但是那一天的隧道里，又是另一种地狱。
闸门从外面被锁上，有卫兵把守，在防空警报解除之前，不可以打开。这种不灵活、实施者又怕担责的僵死规则，便导致了避难者即便缺氧，也无法离开这个封闭的空间。直到晚上十一时，日军的轰炸停止，洞门这才被打开，然而此时，踩踏已经发生了。
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相当不完善，由此在后来引发了关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好几次屠杀的真实受害者人数的讨论和争议。而在隧道惨案这件事上，官方通报的遇难者人数，也从最初的461人，上升到992人。
但具体的数字对那些想要尽快了结事情的人来说，只是一个加速盖棺定论的工具，数字所代表的人命并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内。自然，他们也不会在意无数没有登记在册的游魂。
世界上唯一知道大学生或许出事了的，只有账房小姐。但她也只在事件发生的多日以后才到重庆，去找了原本组织在次日进行抗议活动的中大读书会，得知大学生和成都来的同学当时下榻在市中心以西的旅店。她又去了那间旅店，却发现旅店在空袭中被毁，街对面幸存的面馆老板告诉她，他们附近的人当天下午都去了就近的十八梯隧道避难。
作为幸存者的面馆老板拿出一份当地报纸，上面用了两个版面公布了隧道遇难者名单——里面并没有大学生的名字。
到另一座城市参加秘密活动的企业家千金是不会把能证明自己是谁的身份证件带在身上的，因此在重庆市政府统计大隧道惨案中的遇难者时，她那具被反复踩踏过的躯体只能被归入确定不了身份的无名氏，被运到城外掩埋。
面馆老板看着眼前跟自己有着相同口音的幺妹儿面色苍白，心下也明白了几分。
“都是小鬼子害的。”他说。
这件事当然也算在日本人的头上。只是防空洞为什么会在那天挤进那么多人，外面守卫的士兵为什么在明知里面人开始缺氧后也不打开门？账房小姐在不得不接受好友已经死亡的事实之余，还是有诸多问题盘桓在心头，但她也知道，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
与此同时，在成都，一个穿德国制式军装、帽檐上有青天白日徽的男人走进了账房小姐工作的那间中药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