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激情满怀，凭借多年所学，怀着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精神，充分调动自己、大志以及奶奶的主观能动性，共同迎击因头痛而必须卧床的问题。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去了，在经历了大量输液喝水，服用止痛药物，减少活动尽量卧床等一系列保守治疗之后，我仍然无法起床。
每当我尝试着坐起来的时候，类似的头痛总会如约而至。卧床三五天就恢复是我的预期，一个礼拜已经碰触我耐心的底线，我开始焦躁，并且再次陷入胡思乱想。如果两个礼拜还不好，一个月还不好，怎么办？医学文献上有报道，个别病人的病程可能长达半年以上，我难道要像个废人一样，一直这样躺下去？
麻醉医生每天都来看我，她帮助了我，她是无心之错，她比谁都更不愿意出现失误，她的心里是另外一种折磨。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再给她增加心理负担，除了尽量保持笑脸，我还时常给她讲个我们妇产科的经典黄段子逗她乐。
一个礼拜过后，我和麻醉医生同时达到各自的底线，互相都清晰地感知到了对方的焦虑，于是，谁都笑不起来了。
她正式和我讨论了几种可能有效的治疗手段，其中疗效确切的首推硬膜外血补片法。脑脊液存在于大脑各个脑室和整条包绕脊髓的蛛网膜下腔组成的密闭空间，循环流通。医生想直接补充丢失的脑脊液没那么容易，必须在上次麻醉的部位再穿刺一针，将我的血液注射到硬膜外，封堵脑脊膜上的破口，加快脑脊液的恢复，促进病情的缓解。
理论上，对于保守治疗无效的病人，硬膜外血补片法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我需要再次接受穿刺。而只要是创伤性操作，即使以治疗为目的，我仍然躲不过并发症的问题，例如背痛、心动过缓、马尾综合征、颅腔积气、蛛网膜炎、腹痛腹泻以及脑缺血。
关于这种补救疗法，当时整个麻醉科的经验都不是很多。麻醉医生非常诚恳地告诉我，她算是手脚利落的麻醉医生，很少失手，而且像我这种相对顽固的病例并不多见，她的个人经验非常有限，或者干脆就是零，这些都是书本上的理论，治疗的成功率在75%?95%，个别时候可能需要多次穿刺，才能奏效。
我问她的意见。
她建议我再等等，相信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但是如果我不愿意再等，想头痛马上就好，再次穿刺是最可靠的办法。至于还要躺多久头痛才能好，她也无法给出明确的时间表。我知道任何预言和断言都是不科学的，再次站起来头痛不再的那一天，自然就是好了。
我表示要和家人商量一下，再做答复。
大志每次听到穿刺之类的字眼都会龇牙咧嘴，理工男顿时失去理性思考，一副好怕怕的样子。我妈是一个大大咧咧的“放羊型”母亲，让我这只18岁就离家北漂的小羊自己决定。婆婆的意见明确，坚决不同意，腰穿在她的眼里就是大脑穿刺，会让人变傻，千万不能随便做。
我笑着对婆婆说：“我变傻一点不是挺好，现在太聪明，脑子快，嘴也快，总是气得您翻白眼儿。”
婆婆突然放下一贯凌厉的架势说：“你可千万别变傻，我就是看你聪明能干，心眼儿又好使，才放心地把我那老实巴交的儿子交给你欺负的。你是刀子嘴豆腐心敞亮人，什么事儿都摆在明面上说开了，被你气得翻白眼儿我也乐意，反正都是为咱家孙女好。你可千万不要再穿刺了，我听说那玩意儿扎多了真的会变傻，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完了。”
说到这里，我看到她的眼圈儿红了。我多么善良可爱无知又略显愚昧的婆婆呀，虽然时不时给我添点儿乱，却在如此冷漠和空旷的世间，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心疼我，多好啊。想到这里，我的眼圈儿也红了。
腰穿，虽然没有老百姓想象中那么可怕，但这两个字确实令人毛骨悚然，给人留下的都是变傻、变笨、变得半身不遂等恶劣印象。从纯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穿刺后头痛真的是小意思，麻醉更严重的后遗症可能老百姓听都没听说过。
大脑和脊髓是指挥行动和思维的中枢，内环境稳定清洁，正常情况下不容一个细菌存在。如果穿刺所用器物消毒不严格，空气洁净度不够，或者皮肤局部有潜在感染等因素，就可能造成完全洁净无菌的脊髓周围发生感染。如果腰穿针刺破稍大的血管，或者病人有凝血功能障碍，就可能发生脊髓周围血肿。感染和血肿都将对脊髓产生致命性伤害，进而造成下肢瘫痪，这才是它真正可怕的地方，发生概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但是发生在每一个穿刺病人身上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虽是极低概率事件，可是一旦发生，将百分之百地成为病人的灾难。
仔细回想，为什么我会遭受头痛的厄运？因为我要做剖宫产手术，必须进行腰穿才能打麻醉药。那么，为什么一个口碑好技术好的资深麻醉医生，却在我的身上失手了？
老医生常讲，不要给熟人看病，越是熟人托付的关系，越容易出事儿。甚至绝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不会亲自给好朋友或者父母兄弟等至亲开刀，为的是避免被物质或者情感弱化了一个医生时刻应该具有的理性判断力。
但我并不认为是我本院妇产科医生的身份弱化了麻醉医生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在这之前，我们没有私交，是人家口碑好，我才主动找上门去，人家绝对是出于大医生对小医生的爱护，才友情赞助了这一针。我们之间更没有任何礼物上的馈赠，本来打算术后送去蛋糕一个，表示同喜和感谢，结果因为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也没顾上。
那为什么我的麻醉打穿了呢？
除了运气不好，医学的不确定性，还有全凭手感的穿刺技术本身，都决定了这项有创伤性医疗操作，随时可能伴随伤害的发生。
硬膜外穿刺本身是盲目操作，从皮肤穿刺进针之后，一切就都看不见了，刺透不同组织时，长针传递到手感上的微妙变化是医生唯一的指引。虽然每一本解剖图谱的示意图，都用不同颜色将穿刺所要经过的皮肤、皮下、棘上韧带、棘间韧带、黄韧带等组织完美标注，但是麻醉药将要注入的这个硬膜外腔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管道一般硬朗的存在，它只是一个潜在的腔隙，看不见，摸不着，麻醉医生全靠临床经验和手感，在某些肥胖、有过脊柱外伤或者先天畸形、有过多次穿刺的困难病人身上，甚至需要借助一点运气，才能准确地找到它，将麻醉药物注入其中。
任何一个医生都是踩着自己失败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再高明的医生都会犯错，找一位口碑好技术好的医生，并不意味着结局十全十美，只能说差错发生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并且好的医生在犯错后，能够及时地发现，并且进行有效弥补，力图将损失降到最低。
正像麻醉医生所说，我的黄韧带在被刺透的一刻，毫无书本描述的应该出现的“突破感”，这就可能在医生头脑中造成混乱，让医生形成错觉，认为针尖还没有到达目的腔隙。然而再向前一步，真理变成了谬误，针尖刺穿硬脊膜，误入蛛网膜下腔，脑脊液从这个破口不断渗漏和丢失，最终导致头痛。
我个人的组织成分，这种独属于我一个人的组织特殊性，也是导致意外的原因之一。麻醉并发症永远无法彻底消除，哪怕在当今世界上医疗技术最为先进的欧美国家，每一个为了手术的顺利进行而诉诸麻醉的病人，都要做好心理准备。而这一次，恰好发生在了一个妇产科医生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