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
这一年的二月四日，圭吾出生于大阪市生野区。我家里经营着一个生意萧条、卖钟表眼镜贵金属等饰物的小店。我是姐弟三人中最小的一个。我的户籍所在地写的是“东区玉造”，那是父亲的出生地，我自己没有在那里住过。父亲以“这个地方说起来比较好听”为理由，就把我的户籍地安到了这里。结果，在之后很多年里，想弄个户籍复印件都要大费周章。而比我年长五岁的大姐却把这事灵活地运用了起来，每当别人问她老家在哪里的时候，她总是给出“我户籍在东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
圭吾对生野区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怀有深厚感情，不过，就像我在其他文章里提到过的那样，这个地方也有不少问题。家里的旧相册中收藏着一张圭吾出生时光屁股的照片，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男孩儿出生的时候都要照这么一张，这个疑问一直没人给我解答。还有，“东野”这个姓氏本来读作“TOUNO”，但是我父亲非要把读音改成“HIGASINO”，无论是按照五十音图
的顺序，还是按照伊吕波的顺序，“HIGASINO”都比“TOUNO”排得靠后，似乎这就是父亲的理由。这大概与父亲曾经在军队服役过的经历有关吧。顺便说一句，我父亲曾是个军曹。
一九五九年
这一年的某日，圭吾在有“日本人罗圈腿元凶”之称的走步器里学走路，结果一不小心从几十厘米的高处掉了下来，摔伤了脸蛋。右侧脸颊的伤疤三年多都没有消退，所以在最可爱的那几年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不过，那个疤现在已经没有了，有时摸摸颧骨那里，还能隐隐感觉到皮肉上有一道裂痕。另外，我的鼻梁也被摔歪了，这一点让我很是在意。
一九六二年
这一年的某日，圭吾第一次去了离家一公里左右的一个公园，结果在那里迷了路。三个初中女生发现了哭泣的我，并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结果，左等右等也不见父母提出寻人申请，所以又把我移交给辖区地的布施警察局。实际上，当时圭吾的父母正看相扑比赛转播，看得入了迷，根本就不知道儿子丢了。当父母专注于大鹏力士的比赛分组时，圭吾正在布施警察局一遍一遍念叨着“东野、大成市场”这几个字。大成市场就在我家附近，警局的人在市场里播放了寻人广播，但母亲当然没有听见——她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比赛呢。相扑结束后，她到市场买东西时，邻居告诉她“刚才广播里在找你呢”，她这才意识孩子不见了。父亲赶到布施警察局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一去就被警察骂了个狗血喷头——圭吾心中暗喜。据说，当时我正在吃女警察给的香蕉。顺便提一句，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白夜行》开篇提到了我曾经走失的那个公园。
一九六四年
这一年的四月某日，圭吾进入大阪市立小路小学读书。公立学校人人都能上，不过也要参加一个所谓的智力测验，就是让小朋友照着范本画出一样的图形之类的。让我画的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不过，为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都会记得啊！就算当时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吧，那也应该多记些有用的事才对。
应该就在这一年，东京举办了奥运会。阿贝贝在马路上奔跑的英姿给圭吾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不记得是看的直播，还是市川崑导演拍的纪录片电影了。那个电影我看过两次，这是我记忆中看过的第一部电影。话说回来，小学的伙食实在太差劲了。开学典礼后，给家长和学生准备的伙食还算不错，但是从第二天开始伙食就难吃得要命。关于学校伙食的悲惨回忆实在不胜枚举。欲知详情，请阅读《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
一九六五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伙食蚯蚓”事件爆发，这件事也详细记录在《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中。别嫌烦，圭吾对小学伙食的怨念实在太深了。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册上全是三分，而在那个时代全是五分才是优秀生。大姐和二姐总能得到优秀生的奖章，所以学校的老师也对东野家的老三十分看好，而且又是男孩子，备受期待大概也是理所应当的事。然而，圭吾全科都是三分，语文、算数、理科、社会、体育、音乐，甚至是吃饭，全都是三分。三分也就等同于“一般”，就是说在整个班级里，既非最好也非最差，而是属于“最普通”这个等级。辜负了老师的期待，真是对不住了。每天都沐浴在老师失望而又悲哀的目光中，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一九六六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圭吾看到了《奥特Q》。其实此前我也看过怪兽，但是第一次在自家客厅看到也可以当成值得纪念的事件吧。如果我没看到这个节目的话，那我也就不会看到《奥特曼》和《赛文奥特曼》，我也就不会在《小说SUBARU》上发表题为“怪兽少年的逆袭”的随笔，这篇随笔也就不能发展成为后来的《那时我们是傻瓜》这本书，也就不会给东野家丢人现眼了。所以说，到底是哪样更好呢？
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的九月某日，不知为什么，圭吾被推举为儿童会（初中和高中叫作学生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当时，五年级有五个班，每班选出一名候选人。能在这么多人里被推选出来，就说明你很有领袖风范嘛——大概很多人出于好意会这样解释，但是圭吾确实不是这块料。我就是“最普通”的那号人，就是典型的一般人。而且，我连班长都没当过，充其量也就当过保健委员和园艺委员之类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所以，这次为什么非要选我当儿童会副会长候选人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好玩。大家都觉得“把圭吾同学选为候选人一定会很好玩”。候选人必须要在全校学生面前演讲，让圭吾同学上台演讲会怎样呢？大家都对此很感兴趣，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欺凌呢。但是我却毫不在意，开始专心准备演讲。另外，圭吾把演讲和表演搞混了，我觉得表演的话必须得让观众喜欢才行，于是就准备了一份笑料满满的讲稿。结果，这一计划居然大获成功，我的演讲备受好评。不仅如此，我还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了。没错，圭吾是副会长了。连我父母都吃惊地说：“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不过，圭吾意气风发地当选之后，什么事也没干，就在会长旁边傻站了半年。
顺便一提，这一年发生了三亿日元事件。三亿日元，就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因为这个金额实在高到没有天理，所以圭吾并没觉得犯人是坏蛋，反而觉得他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周围的大人们也夸那个犯人头脑机灵，也许这就是我开始关注智慧型犯罪的契机吧。
一九六九年
这一年的四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事，让圭吾觉得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可能是因为五年级时做的那个演讲太成功的缘故，在我升上六年级以后，又被推选为儿童会会长的候选人。全班同学起哄推荐了我，可是不管怎么想这事都太乱来了吧。不过既然上了贼船，能力低微的圭吾就决定做个合格的候选人，并从那天开始专心练习演讲。其实，我还是没分清演讲和表演，天天绞尽脑汁苦苦思考如何才能把观众逗笑。带着这个误解，演讲结束了，结果我居然再次当选。当然，我不是靠成绩被选上的，所以在担任会长期间一直有些心虚。最辛苦的是，开会时我要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这事我实在干不了，所以我每次都让担任会议副主席的女生帮忙，自己只会在一旁傻笑。
顺便说一句，那年年末圭吾剃了个圆寸，这倒不是因为遭遇了失败，而是因为我知道上了初中反正也要剃成圆寸，所以不妨先适应一下。结果我剃了头才发现自己后脑勺很平，特别难看。可是后悔也已经晚了。
一九七〇年
这一年的三月，世博会在大阪召开。三月份，圭吾还是小学生，我和朋友坐着地铁去了会场，顿时觉得住在大阪真幸福。那时，大概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流。当时很流行在地铁里与外国人搭话，和外国人握手。圭吾只会“hello”这种简单的词汇，但是如果那时的积极性延续下来的话，也许现在英语已经很流利了吧。到九月世博会闭幕之前，圭吾好像一共去过二十次。美国馆和苏联馆的规模难分轩轾，但都一样无聊。而华歌尔·力卡缝纫馆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播放的尺度很大的裸体影片让我的心怦怦直跳。
有个男人登上太阳塔，在太阳巨人的眼珠部分坐了一周之久，好像是在静坐抗议。于是，圭吾一家开始就“那个人如何大便”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父亲说：“就用纸包起来丢掉吧……”大姐立马接口：“然后有人就捡起来打开了。”这一家真是傻到一块儿去了。
顺便说一句，这一年的四月，圭吾上初中了。姐姐们告诉我这个中学很烂，我进去一看，发现姐姐的话果然没错。初中里发生的那些事请参照《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
一九七二年
这一年冬天的某一天，札幌冬奥会拉开了帷幕。日之丸飞行队包揽了高台滑雪项目金银铜牌的壮举让初中二年级的圭吾大为激动。对我来说，这是个让人欢欣鼓舞的大事。我买了所有体育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报纸上登载了笠谷幸生选手从高处跃下的分解照片，圭吾模仿他的姿势，也找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往下跳。所以，当笠谷选手在九十米级别的比赛中失利时，我受到了很大打击。自此之后，我成了高台滑雪项目的忠实粉丝，电视转播一场也未曾落下。继笠谷选手之后，日本又出现了秋元正博、八木弘和这样世界级的选手，这也是让我对这一项目一直保有热情的原因之一。这两名选手在后来的普拉西德湖冬奥会上也有出色表现，特别是八木选手，还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是，从那一年之后，日本军团就一直低迷不振。尤其是萨拉热窝和卡尔加里的两届冬奥会上，日本队的表现差到让人欲哭无泪的地步。在卡尔加里，日本队在团体赛上排名倒数第一。
当时，芬兰的马蒂·尼凯宁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跳台滑雪选手，是V字跳转成为主流前的王者。因为他太强了，所以各国选手都在拼命模仿他的飞行技术。在札幌跳台滑雪世界杯召开之时，圭吾被允许参观了时任北星学园女子短大副教授的佐佐木敏助老师利用电脑解析马蒂·尼凯宁飞行轨迹的研究。后来我把这一研究成果用到了《鸟人计划》中，现在想想，那部小说灵感的种子其实在我初二的时候就种下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圭吾抱着摄像机拼命录下尼凯宁每个动作的那次比赛上，V字跳转的创始人博克莱布获得了冠军——虽然当时很多人批评他的那种跳跃方式行不通。
一九七三年
这一年，圭吾升入了大阪府立阪南高中。进入这所高中的原因很复杂。我本来还报考了上官私立高中，如果我去了这里，那么就将成为巨人队元木选手的学长。还是那个学校更好吗？阪南高中毕业的名人很少，常在电视里露面的也只有演唱《美丽周日》的田中星儿了吧。这个高中的校舍就当时而言非常前卫，教室的一面全部是玻璃，从外面看起来十分漂亮，但是教室里面却热得像温室一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每间教室的黑板有微妙的弯曲，这是为了防止黑板反光学生看不到字迹而设计的。但是，不知是不是设计上出现了什么差错，不管坐在哪个座位看黑板，都会觉得黑板在反光。
阪南高中是个中游学校，圭吾觉得自己不用太努力应该也没问题，结果高一的第一次考试只考了四百名（一共四百九十五人），这让我十分诧异。我每天都去繁华的商业街闲逛，因为我穿着便装，所以不怕被师长抓去训话。那时正是兜里没钱而想要的东西又很多的时期，小偷小摸的事也是做过的，还是老实招了吧。考试期间，我也每天都去四处游玩。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的时候放学都比较早，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反感考试。
最让人高兴的是，由于阪南高中没有校服，女生们就在穿衣打扮上展开了竞赛，圭吾做梦都想重回高中时代。回想起来，那时可爱的女生实在很多，傻乎乎的男生经常发起“可爱女生Top 10”的评选，自行投票，自行决定他们心中的女神，而圭吾则养成了每次都会爱上这位“女神”的习惯。也正因为如此，这段时间我经常被发好人卡。“我觉得和你做朋友比较好”这样的话不知听到过多少遍。直到今天，我偶尔还会听到类似的话。呵呵呵。
一九七四年
这一年是东野圭吾推理小说创作元年。我读了小峰元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从此就迷上了推理小说，顺便还知道了有“乱步奖”这样一个奖项，知道江户川乱步这个作家也是在那个时候。之前圭吾的傻瓜大姐告诉他“江户川乱步”是埃德加·爱伦·坡加入日本国籍后取的名字，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其实，相信这种话的我才真是个大傻瓜吧。
后来，圭吾又阅读了《高中杀人事件》、《点与线》、《零的焦点》等松本清张的作品。最后，我决定自己也要写一本推理小说。从冬到夏历时半年，我写出了一部三百多张稿纸的长篇作品，题目叫作《智能机器人的警告》。如今回头重读才发现，这本以高中生活为背景的本格推理小说中触及到的深刻社会问题，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我所能把握的。另外，我还洋洋得意地写了个后记，我脑子里究竟都在想些什么啊！
不过，一部作品总算完成了，这让圭吾心情大好，于是又迅速着手创作第二本小说。这一年的夏天，我曾和同学去丹后由良露营，于是便以此为题材开始写作，书中出现不少以朋友为原型的角色。小说名为《狮身人面像的积木》，我试图写出一个包含辨识凶手和破解不在场证明的精彩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我没能保持创作第一部作品时的投入程度，因此没有在年内完稿。话说，父母对我写小说的事完全不知情，他们看到儿子每天伏案奋笔疾书，还以为我在认真学习。“最近终于知道努力了啊！”听到母亲的话，圭吾不禁一愣，但是说实话太麻烦了，于是就随口敷衍道：“你儿子我也在好好考虑升学问题嘛。”
顺便说一句，直到圭吾斩获乱步奖，父母才知道儿子在写小说这件事。
一九七六年
圭吾的第二部小说《狮身人面像的积木》已经动笔一年半了，但还远远没有完成，而我只能暂时搁笔。最大的原因是时间不够用，因为我要专心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了。我原本打算等考上大学之后再接着写，但是我却落榜了，只能复读一年。当时，国立和公立大学分为一期校和二期校，连共通一次考试都没有开始实行。在第一志愿的大学和第二志愿的某国立二期校全都落榜的那天，圭吾难过地躺在床上，开始阅读清水一行先生的《动脉列岛》一书。这本小说极为有趣，绝对可以列入圭吾“最爱小说Top 10”的排行榜，然而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本饱含痛苦回忆的书。要是清水一行先生知道的话，肯定会说：“你难过和我的书有什么关系啊！”
落榜后，圭吾上了一个位于大阪肥后桥的复读班。那个复读班水平很高，汇集了很多目标直指医学部的学生，圭吾一个人把全班的平均分都拉低了。但是，我在那里遇到很多以前不曾遇到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也算是大开眼界了。有个朋友问我：“东野你平常看不看书呀？”，我回答：“我看松本清张等人写的推理小说。”结果人家一听就啧啧啧地不住咂嘴，并且说：“提到书，指的就是纯文学嘛。”“哦，是这样啊。”我应道，其实我连纯文学是什么意思都不懂。要是我知道的话，明明可以用松本清张得过芥川奖的例子反驳对方的。但是，圭吾之前还曾经坚信江户川乱步是加入日本国籍的外国人，就凭这样的智商想必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一九七七年
这一年，圭吾考上了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部的电机工程专业。《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详细记载了圭吾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又是出于怎样的理由进入这所大学的。这里就只用“历尽千辛万苦”这几个字加以概括吧。
圭吾喜欢社团活动，于是我加入了学校的西式弓箭部。朋友们都选择了高尔夫球部或是快艇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向他们学习就好了。高尔夫球打得好的话，以后进入公司，可以在招待客户的时候派上用场；而驾驶快艇乘风破浪的英姿会博得许多女生的青睐吧。至于西式弓箭，也就是archery，喜欢这种偏门东西的人也太古怪了吧。但是，圭吾描写射箭运动的小说后来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嗯，所以很难说选哪个更好。不过，仔细想想，《放学后》中的社团活动不写弓箭部不是也可以吗？虽然书中写到了利用弓箭的诡计，但是如果设定为高尔夫部或快艇部的话，大概也能想出相应的诡计吧。所以，还是高尔夫部或快艇部更好。不不，比起成为招待客户的高手，还是受女生欢迎更重要，所以快艇部是最好的。然而，大阪府立大学快艇部恐怕也不会受欢迎吧。说到底，是“大阪府立大学”这个名号不行——地方性大学谁会放在眼里呢？要说有哪个大学一报出名号就让人觉得很拉风，那还得说是庆应大学吧。要是能考上庆应大学就好了。
想到这里，又勾起了我没有考上庆应大学的伤心事。
一九七八年
这一年佳片不断，能看到《星球大战》、《第三类接触》等青史留名的影片，这让圭吾非常兴奋。我早就放弃了成为电影导演的梦想，不过我觉得自己也许还能成为一个编剧，于是就尝试着学习编写剧本，但是并没能坚持下去。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度中断的《狮身人面像的积木》这部小说，并软磨硬泡地让朋友和恋人都看了一遍，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于是，成为小说家的梦想也被我抛诸脑后，或者说，我本来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回事。我最终决定把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挥洒在射箭场和联谊活动上。
一九八〇年
这一年，圭吾以弓箭部主力的身份参加了大学联赛，结果团体成绩名列倒数第一，后来在保级赛中又一次失利，队伍惨遭降级。圭吾切实感受到自己的确缺乏领导力，我在联赛中也一直处于消沉萎靡的状态。让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孩子来领导一帮年龄相仿的人，本身就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才是真正的领导者吧。后来，我在描写《单恋》中西脇哲郎复杂的内心世界时，用到了这一时期的体验。
联赛结束后，圭吾就退出了弓箭部。终于到了该找工作的时候了。找工作的事详细记录在《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中。学校规定拿到公司协议后，只要取得必需的学分就能毕业，圭吾的学分基本已经够了，所以在大四上学期考试期间，我抽空去东北地区玩了一趟。我是一个人去的，那次我在某个地方遭遇了不得了的事情。后来我以这次事件为蓝本写了一篇小说，收录在《怪人们》一书中。
一九八一年
这一年，圭吾进入日本电装公司（现更名为DENSO）工作，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研发生产丰田系列车型的零配件，不过它并不是丰田的子公司。我是从弓箭部的朋友那里听说这个公司的，朋友的姐夫就在那里工作。圭吾一直希望能进汽车公司工作，所以觉得这家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公司也不错。入职前，我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戒烟。我认为刚上班肯定会有种种不适应，压力一大就会忍不住抽更多的烟，所以不如索性戒掉。
入职后第一个月是新人培训期，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接受各种教育，在这期间戒烟确实非常痛苦。培训期结束后就进入现场的生产线工作了。圭吾去的是燃料喷射装置（即所谓的EFI）生产工厂，从事电子喷射零件的制造。其实各项工作都颇为不易，而最为悲惨的就是油类引发的皮炎。工作中必须要用到一种石油，这种石油一接触皮肤就会引发类似烧伤般的皮炎皮疹。星期一到星期三，手上的皮肤变得通红；星期四到星期五，手由红色转为茶色；而到了星期六，手皮就会噼里啪啦地开裂。每天一回宿舍就要在手上涂一层厚厚的白色药膏。皮炎很痛苦，而另一项测量作业也好不到哪儿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像机器似的干个不停，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的表演一模一样。为了让工作快乐一点儿，圭吾把泽田研二的歌按照时间顺序从旧到新一遍遍地唱过，然而即便如此，同样的歌曲唱个几十遍也腻了，所以有时也穿插几首天地真理的歌，比如“我——在网球场——等你”之类的。这时走过身边的同事似乎都觉得这人脑子已经不正常了。
生产线上的工作结束后，圭吾被分配到生产技术部。基于保密义务，这里不能过多透露工作内容，不过老实说我不是那种能干的员工。我偶尔也写写研究报告，但是每当这时前辈就会取笑我说：“嘿，圭吾，别假装努力工作了！”也许前辈只是开个玩笑，但却歪打正着，一语道破天机。
一九八二年
进入公司已经第二年了，说起个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反正圭吾每天多少都会犯点儿错误。我虽然在研究部门，但是却没有任何研究成果。我认为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所以开始考虑转行。我甚至想过通过函授教育取得教师资格证，以后当个老师，可是考虑再三，我觉得教书根本不是我想从事的职业。
有一天，圭吾在书店拿起乱步奖获奖作品《原子炉杀人事件》，无意中看到书后的乱步奖评选及投稿事项，这才明白大家是看到这个才去投稿的。我早就知道乱步奖，但却完全不懂要如何参赛。《小说现代》上经常登载乱步奖投稿方法，不过当时我从不看这类杂志。
既然知道了投稿方式，我就下定决心一试身手了。写小说不花钱，而且可以边工作边创作。如果能得奖的话，说不定会有大笔稿费进账。另外，成为小说家就可以回大阪了，说不定还能买得起房子。总之，这么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没理由不当小说家！于是，圭吾奔向文具店买了五百五十张KOKUYO的稿纸，这是乱步奖规定的字数上限。我第二天就迅猛地投入了小说创作之中。我心里并没有成熟的想法，所以基本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故事开始没多久就死人了，但是我还没有确定谁是凶手，当然，诡计也没构思出来。即便如此，也得硬着头皮往下写。编不出故事就安排意外事件，反正总得把剧情继续下去。小说写到后半部分，故事越编越困难，人也越死越多。我每天都在数自己写了几页，然而却怎么也达不到乱步奖规定的最低的三百五十页稿纸。此时，圭吾的目标已经不是获得乱步奖了，而是要在规定期限内把字数凑够，把稿子投出去。此时，我深深感到写小说的艰难。进入十二月，我总算达到了三百五十页的最低目标，这让我很高兴；同时，也带来了烦恼，因为写到现在我还迟迟不能决定谁是凶手。投稿截止日期就在一月底，伴着除夕之夜的钟声，圭吾还在苦苦思索小说情节。
一九八三年
离一月底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圭吾的小说终于完成了。我绞尽脑汁总算弄出一个还算出乎意料的凶手，但重读故事后发现了好几处情节上的矛盾。然而，我已经没时间修改了，或者说，我想不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另外，我没有打草稿，而是直接写在了稿纸上，所以就算修改也不能改变原稿的字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也就干脆死心了，我决定就把这个充满矛盾的原搞投出去算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定下小说的题目。我一直犹豫到把书稿装进信封的前一秒，才最终把小说定名为“人偶之家”。虽然不甚满意，但是小说总不能没有题目。因为这部作品和人偶有关，所以后来有人猜测《十字公馆的小丑》是该书的续作。其实这两部作品毫无关系，《人偶之家》是完全未发表的作品（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法）。
圭吾总算赶在截稿日期之前交了书稿，但是我觉得自己写得太烂，根本不可能获奖，于是又迅速着手第二部小说的创作。我决定努力五年，如果五次投稿都没有结果的话，就证明自己没有写作天赋。人贵有自知之明，男人应该懂得该放手时就放手。所以，圭吾又钻进单人宿舍开始了孤独的奋斗。吃一堑长一智，我从第一次的失败中汲取了经验，这次我知道应该先打草稿才行。我把公司废弃的打印纸收集起来，对半裁开，在背面书写。我发现写满一张纸差不多等于四张稿纸的量，于是就决定每天写一张，如果顺利的话，大概五个月就能完成了。关键问题是，要写什么呢？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一定要写出吸引人的谜题才行。那么，在自己看过的所有作品中，哪个谜题印象最深呢？想来想去，我突然想起了《巨人之星》这部漫画，主人公的绝招“大联盟球”让当年的小学生又着迷又困惑，尤其是其中“消失的魔球”这一招更是在孩子们中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因此，圭吾决定以高中棒球为主题。这回从一开始就定好了小说题目，不用说，这就是《魔球》。在写作期间，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乱步奖揭晓的报道，高桥克彦先生的《写乐杀人事件》一书最终获奖。圭吾并未感到大受打击，毕竟那只是初次试水而已。
不过，在《小说现代》上看到乱步奖评选过程时却让我喜出望外，我的《人偶之家》过关斩将，杀入第二轮评选，只差一步就可以进入最终候选名单了。那时，我就想，“什么嘛，乱步奖也不过如此而已。”再努把力没准下次就成了，一时间我的梦想平添了几分现实色彩。
顺便说一句，圭吾在这一年年底结婚了。其实这桩姻缘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写下来也只是徒增伤感。不过，毕竟是人生大事，还是记下来吧。
一九八四年
卡在一月底的截至日期前，圭吾总算寄出了《魔球》的书稿，全长约四百八十张稿纸。我对于这部作品相当自信，但也没觉得自己幸运到能凭此书一举斩获乱步奖，所以从二月份起，我就马上投入到第三部作品的构思之中。新作品的背景设定在一所女子高中，主人公是男性教师。我的新婚妻子是一所女子高中的代课老师，我从妻子那里听说了很多学校里的事情，因此才有了这个设定。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圭吾并没有把真人真事写进故事里。我在这部小说里写到了女子高中的西式弓箭部也只是想利用一下自己的经历而已。
四月前后开始动笔的时候，最初的想法中并未包括密室诡计，写着写着突然觉得“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密室里一定很有趣吧”，所以一拍脑袋就设计了这种诡计。话虽如此，现在圭吾回想起来也不禁发出“我真是上年纪了”这样的感慨，一拍脑袋就想出诡计的事情现在可办不到了。这是思想僵化的缘故吧。
姑且不论这些，五月的一天，圭吾终于等到了期盼多时的讲谈社的通知。通知上说《魔球》入选了第三十届乱步奖最终决选。我本来就对该作品颇为自信，不过看到这个结果时，还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但是，我也并没有乐观到认定自己这次能获奖，因为之前的人生一波三折，我反而觉得这次的事情也不会那么顺利。我预料得没错，获奖结果发布当天，评选委员会打来电话，上来就是一句“实在非常遗憾……”不过，负责人又非常热情地说：“这次十分可惜，请您明年继续投稿参赛”。当圭吾回答已经在写了的时候，对方显得有些惊讶。
除了几个好朋友，圭吾没有把写小说的事告诉别人，所以周围也没人对此大惊小怪。我父母和两个姐姐一概不知情；当然，这件事对公司也要保密。我在工作中感到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把怒气发泄在书稿里。新作品的题目叫《放学后》，取自去金泽旅行时车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店名。事实上，这个题目后来引发了一些争议，不过我至今都认为这个书名不错。
话说，十一月的时候，讲谈社的一位编辑打来电话询问写作进展。我问对方为什么要问这个，编辑回答要是能提早完稿的话，希望能在参赛之前让他们先看看。他们似乎会给每一位以前进入最终候选名单的人打电话。而天性别扭的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断然拒绝了对方的提议。大家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一九八五年
《放学后》在截止日期前三天终于完稿了，这次又拖到了最后一刻。当时文字处理机尚未普及，所以誊清原稿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圭吾本来用的是自动铅笔，但是连写十几页稿纸之后手指就麻木了。为了轻松一些，我便用皮革把笔杆包粗一点儿，这样一来，手的负担倒是减轻了，而胳膊又开始疼痛起来。不过，最后好歹总算完成了。
书稿投出去之后，圭吾又立刻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书名就定为《毕业》，主人公设定为大学生，但是我还没有想出任何故事情节。这时，我从身为里千家茶人的妻子那里听说了雪月花之式，于是就决定把这个加入小说。雪月花之式是茶会仪式的一种，极其繁琐，理解起来都很困难；而且，还要在这个仪式中加入下毒的诡计，就更加麻烦了。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设计诡计，但是恐怕读者理解起来依然非常吃力。小说中的另一个诡计是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一种新型技术。本书的主题则选择了自己在初中时就有所涉猎的剑道。
在此期间，圭吾收到了《放学后》进入乱步奖最终决选名单的通知，既惊喜又紧张。由于这次颇有自信，所以要是再次落选的话，肯定会大受打击，而且还要再等一年才能参赛。于是，圭吾考虑在空档期参加一些其他的新人奖评选。我看中了“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因为这个奖项是针对短篇小说的，所以很快就能写完，而且半年后就会公布获奖情况。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比赛的截止日期是六月底，乱步奖的结果发布是七月二日，所以必须在知道自己是否得奖之前就寄出另一份参赛稿件。我纠结到最后，还是决定参加这个新人奖比赛。
然而，就在准备动笔之际，又产生了新的烦恼。我有两个短篇的灵感，不知要用哪一个才好。因为如果这次拿下乱步奖，就必须得在获奖后发表一篇短篇小说。毕竟是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所以应该拿出自信之作才行。而另一方面，既然要参加ALL读物新人奖，那么如果提交的作品不具备竞争奖项的实力，参赛也就毫无意义了。嗯……该怎么办呢？思前想后，圭吾还是决定把最好的作品留到获奖之后。ALL读物新人奖算是一时“花心”，搞砸了也损失不大。话虽如此，我还是认真地完成了作品，于六月底寄了出去。在乱步奖结果发布的前三天还参加了其他新人奖的家伙，除了圭吾之外，再无他人了吧？终于，决定命运的日子到来了。
乱步奖发布结果那天是工作日，所以我还是照常去上班。但是，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在焦急与期待中最终等到了下班时间。但是，我也不敢马上回家，又在公司里磨蹭了一个小时。回到家已经晚上七点了，而讲谈社还没有打来电话，这时我便有了落选的心理准备。根据去年的经验，如果得奖，讲谈社应该早就打电话联系了。圭吾和妻子垂头丧气地等到七点半，电话终于来了。反正肯定是落选，抱着这样的心情我接起电话，没想到对方却通知我获奖了，而且是和《莫扎特不唱摇篮曲》同时获奖。太难以置信了。
第二天要召开记者会，圭吾马上打电话向课长请假，然后又给朋友们打了电话。这时，两个报社记者突然上门采访，我把他们请进家门，但他们却对情况一无所知，既不知道江户川乱步奖，也不知道我获奖的事。这个采访任务似乎是上司突然塞给他们的。我先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才进入正式采访，还被拍摄了照片。等记者离开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一直穿着睡衣。身着睡衣登上《朝日新闻》“人物”专栏的，圭吾大概是史上第一人吧。
第二天，圭吾去东京参加记者会，左手手腕上还缠着纱布。由于工作的缘故，我的皮炎越发严重，创面惨不忍睹。记者会上我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手上包着纱布？”
一起获奖的森雅裕先生颇具沉稳安静的艺术家气质，后来才知道这位很不简单。
讲谈社的大人物找我聊天，其中有人提到小说题目应该改一改，这让我大为惊异。有人认为“放学后”这个题目过于简单，应该改成“被密闭的放学后”或者“放学后的密室”之类的。圭吾很是不解，看到此处的读者应该也有同感吧。然而，当时与今天不同。我回家后还在苦苦琢磨，但却想不出一个比“放学后”更好的题目。最后，我决定把题目改成“放学后的恶魔”。这个题目也不见得有多好，但是期限将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然而，几天后讲谈社打来电话说还是保留《放学后》这个题目。据说编辑部里也对此争论不休，最后的结论是这个题目虽简单，但也很新颖。现在很多人都夸这个题目取得好，所以当时不改是对的。
另外，有几个评委批评《放学后》的“犯罪动机薄弱”，他们觉得怎么会出于那种动机而动手杀人呢。这似乎就是本书最大的争议。圭吾对此无法接受，我想写的就是“出于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动机而行凶杀人”的故事，所以不能接受评委的意见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推理小说中必须出现“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杀人动机”。仅就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推理小说作家来说，现在真是一个自由的时代。
九月，《放学后》终于在书店上架了。看到自己的书出现在书店的感觉非常奇妙，但是在公司被人索要签名的感觉却不太好。圭吾不管到哪个部门都会被人认出，这实在让我很难办。本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特意要求讲谈社不要公开自己的公司和住所等个人信息，但是对方并没有妥善处理。坦白说，我还打算再过一段边上班边秘密写作的日子呢。
话说，《放学后》的销量不错，虽然比不上同时获奖的《莫扎特不唱摇篮曲》一书，但是也卖出十万本之多。乱步奖的金字招牌果然很厉害！圭吾不禁寻思自己何时能赶超这一销量，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多年。
九月底召开颁奖典礼，圭吾久违地购置了西服和领带。我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平时不需要这样的打扮。典礼上，我忐忑不安地上前致辞。说是致辞，其实也就是“感谢大家”之类的寥寥数语。后来听说这是乱步奖历史上最短的致辞了。说起来，同时获奖的森雅裕先生则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其中还有一些相当过激的内容，事后引发了小小的争议。
派对上，很多不认识的人都过来和我打招呼，一转眼的工夫，口袋里就塞满了名片。人群中也有几张熟面孔，不过只是我单方面认识人家而已，人家可都是有名的大作家。如今已经散伙的冈嶋二人两位和井泽元彦先生等也来找我交谈。井泽先生劈头就问：“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啊？”我也与老前辈佐野洋先生打了招呼。过了一会儿，有位陌生的女士走近前来询问我的身高，我回答“一米八”。那位女士带着复杂的表情离去，据说她是受佐野先生之托来问的。佐野先生似乎一直以推理界身材最高的作家自居。他有多高呢？这个问题让我很好奇。
派对结束后，圭吾被讲谈社的人带到了银座的酒吧，那是一间著名的文坛酒吧，现在只有这个名号仍是一个传说，因为店面早已消失不见了。原来，我去的那天是该酒吧最后一天营业。多亏去了一趟，所以日后我才能时不时向驰星周他们几个炫耀：“我可是去过银座××酒吧的老前辈哦！”无论如何，那个夜晚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还半开玩笑地想，说不定这就是最后的狂欢了。没想到，这并非玩笑。之后的十年果真再无这样的机会了。
十月里的一天，圭吾举行了有生以来首次签售会。会场设在爱知县一家有名的书店里。那天好像是个星期六，一到会场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我又惊又喜。“天啊，太壮观了吧！原来我这么有名！”不过，没高兴多久，我就发现队伍里全是熟人，基本都是公司的同事、妻子那边的亲戚等等。同事生怕队伍后继无人，还排了两次。不知道最后到底卖掉了多少本，反正签售会算是圆满结束了。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但书店老板却还不知足，他提议：“东野先生，明天去另一家分店再开一次签售会吧。”要是当场拒绝就不会有问题了，可偏偏我也兴奋得忘了自己几斤几两。我人生中第一次给这么多人签名，俨然已经觉得自己是明星作家了，于是便当即拍板：“没问题，明天再来一场！”我早已忘记了今天的签售会是因为熟人捧场才勉强撑起来的。
第二天天公作美，风和日丽。书店老板和圭吾在某车站前的书店门前搭起桌子，竖起“东野圭吾签售会”的标语，做好准备等待客人蜂拥而上。老板和我都摩拳擦掌干劲满满，一个等着卖书，一个等着签名，但是等得花儿都谢了也没有客人来。不，逛书店的客人有，可几乎没人朝这边看。偶尔有人冷淡地瞥几眼，好像在说：“这家伙干什么的啊？”三十分钟过去了，我和老板默认这次签售会已经失败，也不知是谁先提议今天就到此为止好了。收拾桌子的时候，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走近前来，问道：“你是在签名吗？”“是啊，我回答。”于是，小学生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张夹在报纸里的小广告，翻过来递到我面前，说：“那你在这里签吧。”我怀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在上面签了字，还和小学生握了握手。第二场签售会就只签了这一次。我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多么畅销，也再不办签售会了。
一九八六年
这一年的三月，圭吾终于搬到了东京。之前，我辞掉了日本电装公司的工作。递交辞职信的时候，公司那边的反应是“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人觉得惋惜，也有人对我的做法表示理解。无论是怎样的反应，我统统当做对我的鼓励，愉快地离开了公司。说实话，我在职时曾有诸多不满，但如今回想起来，没有在公司的那段历练，也就没有作家东野圭吾，更不用说一直坚持写作了。公司是我的大恩人，这绝对不是随口说出的客套话。
抵达东京的那天，下起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神奈川县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发生追尾事故。搬来的行李一件都没有拆开，连出门买吃的都不行，我度过了凄惨的三天。
这里真不愧是首都，房租之高让人头疼。本以为《放学后》的版税足够支持五年的花销，但是现在一看，我心里也没底了。刚在新家安顿下来，讲谈社的领导就请我去位于赤坂的中餐馆吃了一顿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鱼翅，直到走出餐馆我都还以为那是香菇。我告诉妻子：“这辈子都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香菇！”之后才知道自己弄错了。
饭桌上，讲谈社众人神情复杂。后来问起来，他们觉得我“轻率辞掉工作来到东京实在太鲁莽了”，大概是因为见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最后一败涂地的作家吧。而圭吾却毫不在意，就算不能靠写作吃饭，我这么年轻，还有其他出路，怎么也不会饿死。
我已经把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毕业》的文稿交给了讲谈社。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放学后》卖了十万册，这次能卖上次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万册，我就满意了。我想到自己作为读者，虽然常买乱步奖获奖小说，但是却很少购买那些作家获奖后的首部作品。我的预测基本准确，每当提到这事，编辑们都会大感佩服，因为据说大多数人都认定获奖后第一部作品能与获奖作品一样受欢迎。那些人的想法真是奇怪！
在这一年里，除了获奖后第一部作品《毕业》之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白马山庄杀人事件》的小说。这是圭吾第一部novels版作品，而且还是老牌出版社的“河童novels”系列。我想起以前在这个系列中读到过松本清张先生的作品，不由得感慨万千，“啊！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然而，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出版此书的，编辑表示“先看看原稿，如果有意思就出”。所以当责编说“下月就出书”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当年能在“河童novels”系列出一本书，别提多有面子了。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在novels风潮来临之后，各个出版社的竞争日益加剧，“河童novels”系列的门槛也逐渐降低，这实在令人遗憾。光文社的有关人士如果看到这一段，想必会心生不快。不过，我这是在为“河童novels”加油助威。河童，重振雄风吧！
话说，在这一年圭吾开始打高尔夫了。在“河童novels”负责人的陪同下，我买了一套便宜的高尔夫用具。你问有多便宜？就拿当时买的高尔夫球鞋来说，我刚打了十几杆后，鞋子前端就像大白鲨的嘴一样大大地裂开了。这种鞋大概只有卓别林会穿吧。我只好找球童要了橡皮筋绑住鞋子，才勉强打完一场球，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不过，我囊中羞涩，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明明没钱却开始打高尔夫球的我，每周都去附近的练习场上课。每当教练看到那个穿着破棉裤配破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球杆装在纸袋子里晃晃悠悠走进球场的谜样男子，都会露出几分微妙的厌恶。
一九八七年
这一年，圭吾继续在破公寓里埋头苦干。我的新书《大学城杀人事件》长度超过了七百张稿纸，可以称得上鸿篇巨制了。现在看来，也许七百张稿纸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小说的标准一般是四五百张稿纸的长度，所以七百张绝对算是特例。七百张光是打印出来就要七个多小时。圭吾的责编是机械白痴，跟他说稿子存在软盘里，他就立刻痛苦地捂住脑袋。我暗暗期待着自己的长篇大作成为热门畅销书，但是事与愿违，书根本就卖不出去。为了使销量好看一些，我走遍东京各主要书店，在每家店里都买两本。转一圈下来，书包比哑铃还沉，带子都差点儿断掉。然而，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杯水车薪，销量全无好转的迹象。
顺便一提，在这一年，圭吾第一次上了电视。确切地说，是作为“作家东野圭吾”初登荧屏，而且参加的是一个叫做“料理天国”的节目。该节目由芳村真理和西川清主持，据说是为了纪念歇洛克·福尔摩斯诞辰一百周年而特意邀请新晋推理作家上节目的。除我之外，还邀请了黑川博行先生。我们俩都是大阪人，初次见面便聊得十分投机，从彩排时就畅饮啤酒。黑川先生后来在《放学后》的解说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放学后》文库本的封面图案是黑川先生的夫人雅子女士设计的。《魔球》的单行本封面也是如此。黑川博行先生的作品读了决不会后悔，这一点圭吾可以打包票。《切断》、《封印》、《瘟神》、《国境》，每本都是杰作。我在此如此夸赞他，或许有朝一日对方也会有所回报吧。
一九八八年
圭吾以前一直以江户川乱步奖为目标，成为职业作家之后就对各种奖项不再关心了。然而，《大学城杀人事件》先后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和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随后又接连落选，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人不得不在意。只是此时我并未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两个奖项给我又泼了好几盆冷水。
得奖后的热潮逐渐平息，圭吾便着手进行新作品的取材工作。那段时间，出版精装版推理小说蔚为风潮，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不同主题的系列丛书。讲谈社力推古典芭蕾题材的作品，而新潮社的企划则以跳台滑雪为中心。我去松山芭蕾舞团观看表演并进行采访，之后又赶往札幌采访日本跳台滑雪代表队。芭蕾舞演员和跳台滑雪运动员中都有不少怪人，所以在采访过程中需要格外谨慎，但是这个过程也不乏欢乐与刺激。能够与松山芭蕾舞团的森下洋子女士的会面，并且近距离见到了跳台滑雪名匠马蒂·尼凯宁，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一年圭吾共出版了三本书，分别是《魔球》、《以眨眼干杯》、《浪花少年侦探团》，其中《魔球》受到广泛好评，并入选年度十大推理小说，让我甚为欣喜。
一九八九年
这一年圭吾出版了《十字公馆的小丑》、《沉睡的森林》、《鸟人计划》、《空中杀人现场》、《布鲁特斯的心脏》五本书，但是居然没有一本卖得好。《十字公馆的小丑》被人批评跟风新本格风潮，自信之作《鸟人计划》完全被无视，硬被逼着修改题目的《布鲁特斯的心脏》最后变成一本不伦不类的小说。我非常努力，但却并未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有时，我甚至认为只有自己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可仔细想想（其实不用仔细想也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每位作家都在勤奋笔耕，放眼望去，没造成轰动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这种情况至今仍无太大变化）。最后，圭吾意识到，只有少数意外抓住好运的作家才能功成名就。当然，评论家和各文学奖项的评委都有个人好恶，但是这种事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心里明明清楚这一点，然而到了年底看到年度十大推理小说的榜单时，我还是觉得有点儿别扭，有时还会狂妄地想：“哼，这种书居然也能入选！”二〇〇一年，圭吾的小说《超·杀人事件》跻身“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的前十名，也一定会有其他人抱有同样的想法。
一九九〇年
《鸟人计划》虽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责编却毫不关心。圭吾心想大概是没希望得奖了，不出所料，后来果然落选了。书也卖不出去，“加印”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值得庆幸的是，我一直有工作可做。这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全盛时期，出版社还有余力供养那些不畅销的作家吧。此时，一帮后来大放异彩的年轻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在大泽在昌先生和井泽元彦先生的号召下，成立了一个名为“雨之会”的年轻作家团体，大家经常一起出去旅游，玩得很开心。在此期间，大泽先生的《新宿鲛》一炮走红，宫部美幸女士则包揽了各种文学奖项，而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专门负责呐喊助威、庆祝别人胜利的。后来，“雨之会”解散了，因为主要成员越来越忙，无暇参加活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原因。也可以说是因为该组织达到了预期目的，再无存在的必要了。
这一年，圭吾的代表作应该算是《宿命》吧。这本书为我带来了久违的“加印”。很多编辑都对此书赞不绝口，但是评论家那边却反响平平。某书评专栏干脆就照搬照抄了该书封底的内容简介，至于感想，就用“还算有趣”一笔带过了。另外，年底出版的《假面山庄杀人事件》则被评论家批评抄袭了某作者稍早出版的一部作品。但是，《假面山庄杀人事件》早就在杂志连载过，明明是我的故事发表在先，所以不免痛感自己在评论家心目中犹如草芥，不值一文。
一九九一年
这一年，讲谈社为了庆祝创社八十周年而推出了推理小说新作的特别企划。圭吾也获得邀请，我不敢怠慢，写出了一部名为《变身》的小说。但是，出版社的主要策划人却毫无干劲，这个企划不了了之，也没有像之前承诺的那样为《变身》进行全方位宣传。从此，我就不太信任出版社的各种企划了。这么说来，《布鲁特斯的心脏》是“河童novels”创立三十周年的企划，《沉睡的森林》是讲谈社推理小说新作的特别企划，《鸟人计划》是新潮社推理俱乐部的企划，这些全都是应各种各样企划之邀而创作的作品啊！但是，到头来哪部作品的宣传都是应付了事。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另一件事，这一年的春天，《天使之耳》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短篇小说部门，不过最后还是落选了。责编完全没有和圭吾联系，直到作品落选后才打来电话说了一句：“果然不出所料啊”，而且还语带笑意。当时我就立志有朝一日成为畅销作家的话决不在这人所在的出版社出书了。
在私生活方面，圭吾逐渐对高尔夫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没上场打过几次，但却轻松突破了一百杆，我不禁心想：“这很简单嘛！”然而这才是麻烦的开始。你问哪里麻烦？当然是囊中羞涩最麻烦啊。当时正值高尔夫热潮，上场随便打几杆，万元大钞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一张张飞走了。圭吾一边看着钱包一边默默叹息：“高尔夫真是奢侈的爱好呀！”
一九九二年
新年伊始，讲谈社novels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别企划又来找圭吾约稿。本来我已经打算对此类企划敬而远之了，但是对方答应用现金预付取材费用，我脑子一迷糊就答应了。而且，这还是一项距离截稿日期只有一个月的紧急任务，最后好歹赶出来交差的那本书就是《雪地杀机》。书中用到了之前就想要尝试的诡计，但是作品本身却没有引发任何话题。前不久出版的《交通警察之夜》也完全卖不出去。负责连载的责编直截了当地告诉圭吾：“那书买不掉，很快就会从书店下架。”当然，那时谁都没料到这本书十年后会加印。书中收录的《镜中》继去年的《天使之耳》之后，也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短篇小说部门决选。坦白说，连我自己都备感意外。虽然最后依旧落选，但我一点儿都没失望，只是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我的作品入围不会就是用来凑数的吧。
那段时间，泡沫经济崩溃，多家公司相继倒闭，“出版业与经济不景气无关”的神话也破灭了。连载小说的出版社倒闭了，就连已经设计好封面的书也不能出了。这时，“河童novels”出版了圭吾的《美丽的凶器》一书——这本我自己都认为写得一般。果然，书一上市，恶评就铺天盖地。推出自信之作的时候没人夸奖，偶尔失手一次就被骂得体无完肤——评论家就是一帮这样的人。如今，我更倾向于把这种想法当成一种被害妄想症，但是，那样的信息操控完全有可能彻底击垮一个作家。
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暗下决心，自己不满意的书决不出版。因为没人知道读者会从哪本书读起，如果看的第一本书就让他们失望，恐怕他们也就不会想要尝试该作家的其他作品了。所以，必须得让读者无论从哪本书看起都不后悔。基于这样的决心，我在这一年年底完成了《同级生》一书。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艰辛，但是就在某一时刻，我仿佛得到了天启，突然就下笔如有神了。神明向我传达了一条极为理所当然的信息：“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就好了。”
一九九三年
两年前，我在外面租了一间工作室，每天早晨都去那里写作。自己开车比较方便，但我还是喜欢搭汽车和轻轨。多亏如此，我从日常生活中获取了不少灵感，只是这些灵感不是关于推理小说诡计的，净是一些笑料。《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的材料基本都来源于此。那时，我正在连载《那时我们是傻瓜》，所以我的头脑似乎完全处于搞笑模式。其间，《同级生》一书出版了，销量创下新高，让我尝到了久违的热卖滋味，并确信自己先前定下的方向没错。后来，我乘胜追击出版了《分身》一书，但这次希望又落空了，我再次痛心地感受到——卖书实在不易。
在我伤心郁闷之时，一些比我晚出道的作家却后来居上，作品卖得越来越好。我决心振作精神，构思一部惊世之作。直升机技术人员的一席话启发了我的灵感，我脑海中浮现出大型无人直升机在原子核反应堆上空盘旋的画面。但是，我对直升机和核能发电都没什么概念，我觉得为了写好故事，必须得提前做好功课才行。于是，我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走访了各个核能发电厂，并且采访了直升机研发人员、航空工程专业博士以及核能方面的专家。我抱着成败在此一举的念头，全身心投入到取材工作中，平生头一次如此拼命钻研一件事情。结果，取材与研究共持续了三年之久，我坚信一旦成书必将大卖，所以才能坚持下来。新书取名为《天空之蜂》。
一九九四年
四月某日的深夜，我租的公寓附近的树林中传来奇怪的唧唧叫声。我感到很奇怪，就冒雨前去查看，结果发现泥泞中蜷缩着一只羊角面包大小的小动物。虽然这个小家伙样子诡异，但是我也无法见死不救。我把它带回家擦拭干净，原来是一只刚出生的小猫咪。其实，我前一天才梦到捡到一只猫。这只小猫受了严重风寒，但是吃过兽医开的药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我每天用奶瓶给小猫喂奶，渐渐地对小家伙产生了感情，于是决定留下饲养。因为曾经做过那样的梦，所以我就给小猫取名“梦吉”，其中也包含着期盼小猫能带来好运之意。
从此，我每天从练马的工作室回家后就有了盼头。这只梦吉猫咪虽然年纪幼小，但却十分早熟。它的身体娇小，而腿间那个像铃铛似的东西却相当威猛。果不其然，它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到处拈花惹草。而且，梦吉性情凶暴，有时还乱咬人。我带它去做绝育手术的时候，连兽医都怕它。本以为手术后梦吉会变得温顺起来，但是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话说，这一年我出版了《怪人们》、《从前我死去的家》、《操纵彩虹的少年》这三本书。三本书都没有话题性，也都卖不出去，这话实在不愿一说再说了。尤其是《从前我死去的家》，居然连书评都没人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几年之后才切身体会到，虐待儿童的题材写得太早了。尽管书的销量不佳，但是我还是决定买房，地点选在了横须贺地区。要问为何突然要搬去横须贺？这与我的家庭有一定关系。另外，市中心房价太高也是需要考量的现实因素。这年年底，我毅然决然地搬家了。梦吉住进宽敞的新家，显得十分快活。
一九九五年
阪神大地震给我带来巨大冲击。电视中播放的悲惨画面让人无法相信那是现实情境。我眼睁睁地看着以百人为单位的死亡名单不断拉长，生怕在里面看到熟人的名字。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朋友都住在阪神地区。幸运的是，大家都平安无事，只是损失了不少财物。他们的人生规划也不得不重新调整。如今，我发现关于那场灾难的记忆正迅速从世人脑海中消失，不过我也没资格责难别人。从表面上看，灾区正在逐步重建，但是受灾者心中的创伤至今仍未痊愈。至少我永远都不想忘记。
地震发生的次月，大阪召开了反对启动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文殊的讨论会，会上反对派听了科学技术厅和动燃的研究人员所作的报告。为了《天空之蜂》的取材，我也出席了会议，持对立观点的两派在会上很难达成了共识。例如，有人提问：“要是当地也发生了阪神大地震那样可怕的地震，文殊反应堆会怎么样？”另一派回答：“那个地方不会发生那样的地震。”我感到反对派与推进派各自都处于两难的局面。我想把这一情景展现在小说中，于是决定在《天空之蜂》中以完全中立的立场如实描写双方的主张。然而，次月就发生了地铁沙林事件，举国上下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奥姆真理教上。当时我就意识到今年无论写出多好的作品，恐怕都卖不出去了。
事实上，在这一年，不仅是我的书，全国的图书销售都在下滑，连期刊杂志都不好卖了。人们为了尽快获得资讯，都选择阅读体育报纸，根本无暇关注小说之类的虚构作品。即便如此，我依然坚信自己呕心沥血完成的大作必定能引起轰动。《天空之蜂》于年底出版了，出版的次月，文殊反应堆就发生了钠泄漏失火的事故。我心里还怀有某种不应有的期待，觉得这真是天助我也，这下我的书肯定会大卖特卖吧。然而，我的期待全盘落空。评论家为何会无视《天空之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不过，现在说说也只是发几句牢骚罢了。
一九九六年
这一年是我出道第十一个年头。我觉得自己应该已经不算新人了，但是《天空之蜂》却入围了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候选名单。坦白讲，我对获奖相当有信心，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落选当晚，我和编辑出门喝闷酒的时候，巧遇了本次新人奖得主真保裕一。奇怪的是，对方看到我反而显得很不自在。后来，真保裕一接连获得各种文学奖项，每次我都不得不和他打招呼，对他说“真是恭喜了”，这种言不由衷的客套话我自己都腻了。但是他过段时间又会得个什么奖，然后我又得陪着假惺惺的笑脸向他表示祝贺。啊，烦死了！烦死了！
这些姑且不提，这一年我自暴自弃似的出了五本书——《名侦探的守则》、《谁杀了她》、《毒笑小说》、《名侦探的诅咒》，还有《恶意》。数枪连发总有一枪命中目标吧。结果《名侦探的守则》成为了继《放学后》之后的又一畅销书，我既欢喜又惭愧，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谁杀了她》却把我折磨得够戗，我一直提心吊胆，就怕读者集体找我算账。他们倒是没来找我，可是编辑部的咨询电话却被读者打爆了，据说后来编辑们打算制作一个解答手册以应付读者的提问——我真对不住各位。但是，这本书能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也很不错。《名侦探的诅咒》是直接以文库本的形式出版的新作，卖得相当好。我想，便宜货果然有市场啊！也许是老天不想让我太过得意，我最有把握的作品《恶意》却无声无息地沉没了，也许是时运不济吧。我原本期望《恶意》能入围某个奖项的候选名单，可第二年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却是《名侦探的守则》。对这个结果我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
一九九七年
惭愧地说，这一年我又恢复了单身，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名侦探的守则》被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评委一通狂批之后落选了，看来今年真是开了个“好头”。我正打算从此埋头努力工作的时候，井泽元彦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参加话剧演出。为纪念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要排练一部文人戏，总共邀请了约五十位作家，其中包括赤川次郎先生和内田康夫先生这样了不起的老前辈。这段时间，只要是有点儿意思的活动我都想参与一下，于是便答应参演。
在一个天气极热的日子里，所有要参加演出的作家在一间空调不管用的屋子里集合。拿到发下来的剧本一看，我很是吃惊，圭吾的角色居然是天下一大五郎——台词特别多，人家可能觉得我很闲吧。记台词很累人，但是排练时能和大家聊聊天，偶尔出去喝一杯，还是挺开心的。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作家真是一个孤独的职业啊。另外，很多作家以前只能远远仰望，而这次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他们真实的一面，这也让我觉得非常有趣。说实话，我从未想到北方谦三先生会是个如此诙谐幽默的人。他胖乎乎的，记台词的功力也很烂。不过，大家都喜欢他，我想这就是一个人的魅力吧。
九月某日，这个文人戏正式上演了。辻真先先生的剧本写得很妙，让将近五十个演员每个人在台上都有出彩的机会。舞台设备很完善，服装也很漂亮，最后，问题果然还是出在演员身上。陆续有人在演出中即兴发挥，让其他人不知所措。时任协会理事长的北方谦三先生在表演高潮阶段忘词了，慌忙中在舞台上就拿出了事先抄好备用的台词。不过，观众们本来也不指望这帮人演技能有多么高明，这样乱哄哄的场面反而让他们很兴奋。至于圭吾演得如何，那就只能用“不功不过”来形容了。
一九九八年
上一年，也就是一九九七年，我一本书都没出。出道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我稍微有点儿焦虑。不过，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一九九六年出了五本书，然后留出一小段空档，这样多数评论家就会把注意力聚焦于将要出版的新长篇了吧。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那部新长篇作品就是《秘密》。尽管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把这部作品当做推理小说，但是我个人对这本书是很满意的。
而《秘密》的销量也令人满意，出版不久就迎来了久违的加印。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的势头丝毫不减，这让我十分欣慰。《国王的早午餐》节目中曾经力推该书，也许这也是提高销量的重要因素。
另外，这部作品刚刚发表，便陆续有影视公司上门洽谈改编事宜，这或许是因为以年轻女星为主角的影视作品比较有市场吧。数家公司送来了企划书，不管哪份企划，都把广末凉子或深田恭子定为理想中的女主角人选。不过，我知道，虽然影视公司有改编的意向，但是最后真能实现的却少之又少，所以我对此事并不十分上心。然而，到了年底，TBS电视台千方百计找到我，他们说已经确认过广末凉子的档期，小说搬上荧幕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八——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相信，但是我还是答应先交给他们处理好了。
一九九九年
这一年，从直木奖的华丽落选开始，发生了很多事情。继直木奖之后，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也落选了。我自己觉得出道十四年还被当做新人，这十分可笑，所以对这个奖的落选我也无所谓。我只是感慨自己真是和获奖没什么缘分啊。
姑且不论这些，更重要的是，我听说《秘密》改编成电影的事基本已经确定了，这让我每天都很兴奋。自己的作品搬上荧幕是我多年以来的梦想。这时，又传来了《秘密》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消息，这下，文学奖连败的纪录总算终结了。看到之前一次次失望的责编露出开心的笑脸，这种感觉真的很棒。TBS电视台的人也很高兴，我的获奖对于他们的影片宣传也有不小的帮助。电影拍摄从七月开始，我接受了制片人参加演出的提议，于八月某日和责编等人去片场参观访问。广末凉子女士小巧的脸庞让我惊叹，而更让我吃惊的是电影拍摄是如此不易。我切身体会到拍好一部电影需要无数人的通力合作。特别是这次必须在盛夏季节拍摄冬天的场景，为了表现出季节感，所有工作人员与演员付出的辛劳令人感叹——详情请参见《秘密》这部电影的幕后花絮。轮到我出场的那一段，虽然只是个打酱油的路人甲，但是我还是很紧张。以前出演的文人戏什么的完全不能和这个相提并论。但是，泷田洋二郎导演仍让我一次通过，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至于我是在哪一幕出场的，这也是个秘密。
顺带一提，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白夜行》出版了。由于电影《秘密》造成了话题，这一时期，每天都有杂志记者上门采访，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有四五拨人。对于一个被忽视十几年的作家来说，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在我忙忙碌碌应付采访的时候，电影《秘密》终于杀青了。个人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片子。也多亏了这部电影，在对不看小说的人自我介绍时，我可以说“我是广末凉子演的那部电影的原作者”了。
二〇〇〇年
这一年发生了千年虫危机。千年虫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虽然最后总算顺利地渡过了危机，但是真有必要如此大惊小怪吗？政府真有必要投入大笔税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至今对此抱有疑问。我在憋闷的心情中等来了直木奖的结果，《白夜行》果然又落选了。我的落选纪录仿佛又掀开了新的篇章，真不吉利。
这一年，我没出什么书，尤其是长篇小说，更是一本没出。也许有人会说我消极怠工，但实际上我忙得很。上一年开始了《单恋》的连载，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周刊上连载，我十分紧张。一开始，我就交上了一百五十页稿纸的内容，但是我掌握不好连载的进度，最后变成每周交一次连载稿件，反正我就是那种不到火烧眉毛就认真不起来的人。就在我手忙脚乱赶稿子的时候，时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的北方谦三先生要求我出任协会奖的评委。没有搞错吧，我去年才得奖，今年就让我当评委，这也太乱来了！我试着跟他理论，但他的回答很奇怪，他说：“不按牌理出牌才是我的风格。”我仍然极力推辞，没想到他竟然说出一句不可思议的话：“你不答应我决不罢休，要是你无论如何都不答应，我就跟你绝交。”说实话，我立刻傻眼了，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绝交”，而我小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听过这个词了。真是逗死我了，我忍不住笑着调侃道：“不用当协会理事我就干。”“明白了，我不会让你当理事的。”理事长信誓旦旦地说。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协会的通知，说是大家投票把我选为理事了。我立刻找理事长抗议，他竟然狡辩道：“我只答应你不会推荐你当理事，但是会员投票选了你我有什么办法？就算我是理事长，也不能强行推翻投票结果啊。”我顿感五雷轰顶，这真是身为“当代描写男人世界第一人”的作家说出的话吗？！
二〇〇一年
小时候，我对二十一世纪怀有各种梦想，以为到那时车子不会在地面行驶，而是在空中自由往来。登上月球就像海外旅行一样便利，别说月球了，就算去火星也不是难事。但是，现实情况又如何呢？去海外旅行多少是方便了一些，但是车子还是在地上开，市中心总是堵车。不过呢，能健健康康地活到现在也许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了。以前，我曾计算过自己到二十一世纪时是多大岁数，当算出是四十三岁的时候，顿时感到一阵绝望。“天啊，那时我都是老头子了，老成那样还怎么迎接二十一世纪啊！”而如今四十三岁还算是青壮年——老龄化社会万岁！
这一年，虽然不是为了庆祝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但我决定配合《单恋》的出版举行一场签售会。上次举办签售会还是一九八五年，一晃十六年过去了。场地设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我感觉自己好像是第一次举行签售会一样，全无头绪，完全抓不住要领。书店方面事先发放了入场券以控制人数，不过我觉得要把当天特意赶来的人赶走的话，那实在很过分，我希望能为所有到场的读者签名，所以就拜托他们当天再分发入场券。签售会那天，我乘出租车到达书店的时候，门前早已排起长龙，让我在欣喜之余又多了几分困惑与惊异。签售会从下午一点一直持续到将近五点。我的手腕酸疼无力，脑袋昏昏沉沉，在一旁帮忙盖印章的责编手指都磨出了水泡。我再次亲眼确认了原来有那么多读者来买我的书啊，真是谢谢大家了。下次签售会不知会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十五年后？那时说不定一个人都不会来了，不，那时有没有人找我办签售会都难说。不、不，那时我还当不当作家都是个问题呢，对吧？
二〇〇二年
要说这一年我干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玩滑雪。从前我就一直想试试这个，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终于有幸体验了一把，从此就对这项运动上瘾了。适宜滑雪的季节已即将结束，不过只要找到还有雪的滑雪场，我就会去练习，希望能尽快提高技术。毕竟我已经四十四岁了，还能再滑几年都很难说。幸好当时位于千叶的SSAWS还在营业，在滑雪季结束之前，我每周都会去一次。九月三十日是SSAWS营业的最后一天，我在那里滑完最后一次时，居然有种要哭的冲动。
不过，我并不是满脑子只想着玩，工作也有不小的进展，陆续出版了《湖边凶杀案》、《时生》、《绑架游戏》三部作品。时隔六年，我又一次在一年之内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各位想必都知道，其中《湖边凶杀案》和《绑架游戏》已经改编成电影了。我个人觉得《时生》一书是最适合搬上荧幕的，但是显然我不太懂影视圈从业人员的想法。
更让我搞不懂的是出版业的将来。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图书滞销的时代了，当然，这跟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也有关系。对个人来说，买书钱有可能是最先削减的开支——去一趟图书馆就可以免费借阅各种畅销书，图书出租业也应运而生。我认为，无论以何种形式，只要阅读这种文化活动能继续下去就好。然而，现在问题在于书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出书就得花钱，但这笔钱谁来负担？国家一分钱也不会出的。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事实上，负担这笔钱的除了读者，再无他人。读者买书需要花钱，而这些钱又会返回出版社成为出版新书的资金。如果没有“为读书而掏钱买书”的人，新书也就出不了了。作家也要生活，就算图书馆增加了几万名借阅者，租书店租出了几千本书，出版社和作家都无法从中获利。所以，我要为“肯掏钱买书的人”写故事，让他们觉得自己付出了金钱，获得了相应的乐趣。当然，手头不宽裕而去图书馆借书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吧，我完全没有指责他们的意思，请大家好好利用公共设施，尽情享受阅读的快感。不过，千万要记得对那些“肯掏钱买书的人”说声谢谢，因为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新书可看了。
二〇〇三年
从今年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去年年末，我就迷上了滑雪。因为去滑雪场的次数太多，我就琢磨着写写关于滑雪的随笔，顺便也可以把滑雪的钱纳入写作经费中。结果，这个想法遭到了大家的一致鄙视。不过，也正因为开始对滑雪着迷，我不断收到同样喜爱这项运动的同行的邀约，比如二阶堂黎人先生、贯井德郎先生、笠井洁先生……把怪人作家黑田研二也列出来好了。
雪化完了，随笔的题材也没有了，于是我开始挑战一些新项目，冰壶就是其中一项。但是，我玩冰壶的时候出了一点儿事故，脸上缝了二十五针，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过，我儿时摔歪的鼻梁却因此正过来一些，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安慰。
《绑架游戏》改编成电影时，改名为《g@me》。我这个原作者也在片中露了一面，但是因为只是一闪而过，几乎没人看出来——明明我还是本名出演的呢。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去年住院了，是因为要动腹部大动脉瘤手术。事实上，当时母亲还患有胆管癌。她本人并不知道癌症的事。后来，母亲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了并发症，身体十分虚弱，两个手术都无法施行了。她本来就年事已高，所以医生建议“回家休养比较好”，这话也就是表明他们回天乏术了。
回到家的母亲似乎恢复了健康，就像已经痊愈了一样。她还去看了电影《g@me》，称赞主演藤木直人先生“长得真帅啊”，这话一点儿都没错。
这一年我还出版了《信》、《杀人之门》和《我是冷面老师》这三部作品。
二〇〇四年
精神得就像病已痊愈一样的母亲在新年伊始再次住进了医院。没有任何治疗，癌症当然不会凭空消失，而且大动脉瘤也扩张了。然而，即使住院，医生也无计可施。我一次次返回大阪，召开家庭会议。
两个姐姐真是家里的大救星。她们不眠不休地照顾母亲，让我万分感激。
但是，不管多么无微不至的照料，依然无法阻挡癌细胞的肆虐。六月三日，母亲撒手人寰。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人手忙脚乱——守灵、葬礼事宜、通知亲朋好友等等，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丧主是父亲，但是他把事情全权交给了我这个儿子，连葬礼上的致辞也让我出面。尽管如此，父亲仍不忘再三嘱咐：“葬礼要办得隆重一点儿啊！”
那时，《嫌疑人X》（出版时改名为《嫌疑人X的献身》）正在连载，而我只得向编辑部请求暂停一段。作为作家出道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没有按照原定时间交稿，同时我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对父亲说：“哪天您老人家大行了，可不要赶在我截稿的时候啊。”
葬礼和法事告一段落之后，姐姐们又提出一个新难题——爸爸的生活怎么安排。那时，父亲已经八十七岁了，实在不放心让他独自生活。
其实数年前我们就和父亲商量过这件事，父亲希望去养老院住，他说不想给孩子们增加负担。
大姐住在横须贺，我们商议是否能把父亲送进那附近的养老院。起初，姐姐们不太愿意，因为她们好像觉得养老院不是什么好地方。然而，在去那家养老院参观之后，她们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甚至还说既然那里条件如此好，自己老了之后也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