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读了中央社所发在伦敦访问周榆瑞的通讯。那是中央社写得较好的通讯，作者的文笔很生动活泼，其中描写周兄谈到放屁的一节，很能抓到他那种“粗鲁的幽默”的特性。文中说，当他在大陆看管所中进行思想改造时，有一天忽然大放其屁。看守员进行干涉，他说：“这是身体上搅不通，又不是思想搅不通，你怎么能禁止我？”
不过中央社的记者站在极端反共的立场，或许在报导周兄的谈话时，有夸张或歪曲的地方。周榆瑞兄我相识已久，虽然在香港不常见面，但说得上深知他的个性。他对中共当然不满，可是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和轻视，程度也相当深。通讯中说他准备去台北向“自由中国”致敬，如果那是出于国府的诚意邀请，那么去访问一次也是有可能的，但我想他不见得有兴趣在台北久居，他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上写《金陵旧事》和《侍卫官杂记》，几乎把国府的每一个党国要人都挖苦得很厉害，尤其是对“先生”（蒋介石）讽刺得不留余地。要是在台北久居，说不定三年五载之后，随便哪一个气量狭隘的要人忽然跟他算账，应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前几日遇到秦羽小姐，谈到了周榆瑞。秦羽和周兄是世交，向来很谈得来，她说周君到了伦敦后，曾有一封长信给她，详细说明这次出走的经过。据我推想，那封信中所说的，当比中央社的官式通讯更加接近于事实。
周兄在香港时，曾说他那部书的书名决定叫做《香港之北》，现在改了《彷徨和抉择》。前一些时，又听人说，那部书的第一章叫做“费彝民和我”。费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书中说些什么。周兄到伦敦后，我从没跟他通过信，偶尔见到他太太只是间接的相互问候一下。昨天读了中央社的通讯，我心中只是想着《乐毅报燕王书》中的两句话：“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往往觉得他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他这本新书是否会反过来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报中的许多旧友呢？
中国读书人一向把“温柔敦厚”四个字，作为文章风格的最高标准，也是做人风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机会写一封信给周榆瑞兄，一定是为了劝劝他：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这方面，总是要勉力做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