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上所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的那篇通讯，题目很长，叫做“中国仍旧容许中产阶级存在，但在毛泽东的‘乐土’上，欢笑是消失了”。这篇通讯开头描写他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上海相识的一个老朋友，最近在北京一家专卖外国书的书店中遇到，因为相隔了二十年，几乎是互相不认识了。以下他这样描写：
“我问他：‘现在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什么也不做。我仍旧是有闲阶级。’于是我再仔细地看了他一眼。他穿着一套蓝色的棉袄，那是中国冬天人人都穿的制服，那套棉袄已很破烂肮脏。他头上戴一顶污秽的布帽。但他红光满面，过得很不错的样子。他邀我到北京一家最豪华的餐馆去吃晚饭。他还请了另外一些朋友。这顿晚宴丰盛之极。我们吃了鱼翅和北京填鸭，他道歉说，这几天买不到燕窝，所以少了这一道菜。但席上没有米饭馒头，因为他的粮食配给量早已用完了。后来，他把他的情况说给我听。
“他本来在天津开着一家工厂，国家接收了过去，但付给他定息。他在北京的房子可以保留，因为这所厂房的房间不超过十五个，他目前还住在那里。他没有薪水，也就没有‘工业证’，就不能买呢绒和皮鞋。事实上，所有的消费物品他都无权购买。他唯一可以用钱的地方就是吃，当然，在家里是不行的，因为每个月只配给三两猪肉。但在餐馆里，除了米面粮食外，什么东西都不必配给证。”
这位英国记者大概不知道，目前在中共大陆，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四个城市，上餐馆不用粮票，其余全国各地就不行了。文中接下去描写衣着的情形：
“布料的配给额实在太少，无法买一些绒料去做一套西装。就是要做一套新的布制服也不成，内衣裤的问题更加不能解决，他说，好在那是旁人瞧不见的。棉花的配给量每人每年只有二两，只够做一双棉鞋。他拿到的钱没法子用掉，便去存在人民银行，定期存款有年息五厘。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工作。他说他希望总有一天能得到批准出国，如果他表现得在什么地方对政府有用，那是永远别想得到批准了。也为了这个理由，他和他妻子决心不生孩子，因为当局极不愿意放下一代的年青人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号称已没有阶级，但中产阶级还是有的，像他这种人，当然不能作为中共中产阶级的代表，他只是一些特殊分子的典型：有钱的、在外国留学的资产阶级，现在人到中年，已不能和新的环境相适应了。从政治上看来，这一类人数量极少，因此当局也没有强迫他们改变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强迫他们去从事生产，遵守纪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这种人共有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