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见山，先澄清一下读者看完书后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
这本书不是小说，是历史纪实；
我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我是个作家。
那么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
这完全是机缘巧合。
2014年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听完讲述，我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丝绢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
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钩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
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
兴奋之余，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我自己动手，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遂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是文最初发表于我自己的微博，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会细致入微地描写。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虎”，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抓到了蛇，便弛然而卧；抓不到，就要被悍吏骚扰。读者们看到这些细节，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从而理解作者的深意。
《丝绢全书》的价值，也正在此。从官修实录的视角来看，徽州税案只是一句简单的记载，记下有这么个事就够了。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变，如何激化成民变，又如何收场，详尽过程还得看《丝绢全书》才能了然于胸。
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具体到民众闹事、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一应在目，恍如亲临。
写完徽州丝绢案，我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随后又相继写了《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等几篇纪实。
几篇纪实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从中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
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我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贤，在这几篇文章里，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另外，再次重申，我不是专业学者。
在研读这些资料时，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比如说，明代采用两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丝绢案初稿里，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比如说，在《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里，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龄，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错误。
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你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
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
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比如徽州丝绢案，研究它的学者很多，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我的职责，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
所以这本书的诞生，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
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中，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其中秦庆涛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注释，是整篇文章的基础；章亚鹏、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
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她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校了婺源《保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这才有了后续的《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一文。
在撰写《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时，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风老师。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还与我讨论很久，使我获益匪浅。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参考书是《后湖志》，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除去他们之外，我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篇幅所限，不能尽列。总之，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