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方哲学倒也不全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逻辑思辨，人生指南当然也是有的，只不过他们总想把人生指南打扮得理性一点，至少经得起合乎逻辑的推敲。偏重感性的、富于东方色彩的人生指南虽然不多，但也有过一些轰轰烈烈的场面。
我曾看过一篇旧杂志上的报道，外国记者刁难一位名人，说你们既然那么自信，却为什么对存在主义思潮特别紧张呢？名人答道：“这就好比我的身体虽然很健康，虽然吃下一只苍蝇也得不了病，但我还会小心提防不让自己吃到苍蝇。”有天我看了《功夫熊猫》第二部，这个动画片虽然一派中国元素，但核心价值观正是标准的存在主义。熊猫阿宝不仅凭着中国功夫，更凭着西方的存在主义价值观战胜了邪恶的孔雀王子。
80后、90后可能没几个人看得出这个门道，但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过萨特热、海德格尔热的人应该会发出会心一笑了，而那位名人如果也是今天的观众之一的话，会不会感叹这润物细无声、杀人于无形的价值渗透呢？
存在主义就是西方哲学里典型的人生指南，所以那些自诩纯正的哲学家们不愿意正眼看它，像罗素写《西方哲学史》根本就没给存在主义任何篇幅，当然，存在主义者们也很排斥罗素那些人。倒是海德格尔选择了一个超然的姿态，索性不把哲学当作一门学问，而仅仅当作每个人最私人的心灵感悟罢了。所以海德格尔在专业圈以外的名气也大得惊人，这实在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
2.
如果在人生哲学里做个细分，那么存在主义应该算是励志类的，鼓励人们积极向上，把握人生的选择；现在更流行的是心灵鸡汤类，教人们谦和恬淡，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者说“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心灵鸡汤式的哲学在西方传统里也是有的，和励志类一样，也不在主流的哲学传统之内。
古罗马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书里边以一种无比豁达的语调论证了这个世界里其实并没有恶，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世界里充满肮脏和罪恶，那只是因为我们不曾把宇宙的至理想通：
最后，以一种欢乐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作不是别的，只是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而如果在一个事物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元素本身并没有受到损害，为什么一个人竟忧虑所有这些元素的变化和分解呢？因为死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东西都不是恶。（[古罗马]马可·奥勒留著，何怀宏译：《沉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7页）
当洗澡时你看到这样的东西——油腻、汗垢、肮脏、污秽的水，所有的东西都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生命的每一部分和一切事物都是如此。（《沉思录》，第7页）
痛苦或者对身体是一个恶（那就让身体表示它的想法吧），或者对灵魂是一个恶；但是，灵魂坚持它自己的安宁和平静，不把痛苦想作一种恶，这是在它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因为每一判断、活动、欲望和厌恶都是发生在内心，而任何恶都不能上升得如此高。（《沉思录》，第98页）
如果你因为什么外在的事物而感到痛苦，打扰你的不是这一事物，而是你自己对它的判断。而现在清除这一判断是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
一般来说，恶全然不损害到宇宙，特别是，一个人的恶并不损害到另一个人。它仅仅损害这样的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拥有摆脱恶的力量的人。（《沉思录》，第105—106页）
损失只不过是变化。而宇宙的本性欢喜变化，通过服从于它，所有事物现在都进行得很好，自古以来一直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在无尽的未来也将是如此进行。（《沉思录》，第118页）
或者是所有东西都来自一个理智的本原，在一个身体中结为一体，那么部分就不应不满于为了整体的利益所做的事情；或者只有原子存在，除了原子的混合与分解别无他物。（《沉思录》，第119页）
这种道德说教是自有一套哲学背景的。在哲学史上，马可·奥勒留是晚期斯多亚学派的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第二卷）》（姚介厚著）说这一派的新特点有：“将斯多亚学派哲学高度伦理化，很少理论思辨的研究，注重道德实践性，对逻辑学几乎不做研究，涉及少许自然哲学也是为伦理目的做旁饰，而伦理的研究主要是为帝制的稳固统治提供法制的伦理根据和建树伦理道德秩序，是奉献给君主的道德统治术和罗马帝国式的世界主义政治伦理。”（姚介厚著，叶秀山、王树人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二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7页）
具体说到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这部著作表明，马可·奥勒留和先前的罗马斯多亚学派一样，不论及逻辑学，重在论述神主宰自然、社会与人生，发挥爱比克泰德的道德论说，力图继续用斯多亚学派的天命观、神道论和伦理、政治观，维系罗马帝国这个庞大的‘世界共同体’……他哀叹人生无常，万物流转，天道轮回，在变幻莫测的苦难中，人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唯求内心宁静，他的伦理学中有悲观主义宿命论的基调。马可·奥勒留的斯多亚主义已散发出悲凉气息，表明它已无力发展自身以疗救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他的学说标志着罗马斯多亚主义走向终结。”（《西方哲学史（第二卷）》，第1002—1003页）
《西方哲学史》的评价也许并不对中国老百姓的口味，专家们嫌《沉思录》太不哲学了，老百姓却很可能觉得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人生哲学”。奥勒留皇帝倒不是凭空地发些道德议论，而是在一个哲学的大框架下小心地推论出那些道德伦理的。比起中国的传统哲学，这已经算是很哲学、很逻辑了。
奥勒留相信神创造了宇宙，并且在一开始就为宇宙当中的万事万物打造好了严格的因果链条，换句话说，就是规定了所有人和所有物的宿命。一旦你想通了所有的悲欢离合不仅是宿命的安排，更是神的意旨，你就有十足的理由心平气和、气定神闲了。
但这好像还不够。你会很不服气地质问：“为什么神安排的命运里边会有那么多的肮脏和罪恶呢？”奥勒留皇帝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你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只是因为你的眼界太褊狭了，只要你学会用“整体”的眼光看问题，从大局着眼，就会发现那所谓的肮脏和罪恶都只不过是至善的不可或缺的小小环节。让我用音乐来举例好了，如果你听到一个声音觉得刺耳，那只是因为你单单去听这一个音符，只要你把完整的乐曲倾听下来，就会知道那个音符是一段美妙旋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分子，是一个悠扬和声中的第一个声音。那些肮脏和罪恶其实并不是真的存在，只是你褊狭内心所形成的荒谬的主观感受罢了。
想通了这些道理，你就可以坦然面对一切逆境，不要怕别人会伤害到你，因为“一个人的恶并不损害到另一个人”。简单讲，心态决定一切。
可以令你更加感到欣慰的是，坏人不但伤害不到你，还会伤害到他自己，因为“那作恶者也是对自己行恶。那做不义之事的人也是对自己行不义，因为他使自己变坏”。（[古罗马]马可·奥勒留著，何怀宏译：《沉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1页）
这种观点即便在心灵鸡汤里都称得上是一剂猛药，但这不是西方独有的怪论，中国的古代先哲也这么讲过。《左传》开篇有一个“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讲郑庄公处心积虑地诱使自己的弟弟犯罪，然后名正言顺地把他除掉。记得初中语文课本选过这篇文章，这该算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了吧。宋代大学者吕祖谦在《东莱博议》中评论郑庄公，简直和奥勒留皇帝不谋而合，我曾在其他著作中写道：
从文字技巧来看，吕祖谦这篇范文确实称得上范文。先从比喻入手，说明郑庄公如同钓者，叔段好比鱼儿，这世上没有人会因为鱼儿被钓上了钩而责怪鱼儿的不是。叔段原本并不坏，只是脑瓜笨，这才一步步上了庄公的当。然后词锋一转，加以道德评论，说叔段之恶与日俱增，而庄公之恶也随之与日俱增，人们都认为庄公只是杀了一个弟弟，作者却认为庄公动一下杀弟的念头就算杀弟一次，动了千万次念头自然要算是杀掉了千万个弟弟，罪过实在太大。
接下来再论郑庄公的用心，阴险至极，骗过了举国之人，处心积虑要除掉叔段。但这还不算完，作者又举《左传》后文的两处例子，以证郑庄公的欺世之心。最后一段峰回路转，说郑庄公虽然是加害人，自己却也是个受害者。这实在是一个怪论，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于是作者解释道：要想骗住别人，先得骗住自己的心，庄公得意于自己骗过的人很多很多，却没想到自己的心也同样被骗过很多很多。受了别人的欺骗，其害处无非只是身害；去骗别人，自己却会落下心害。哀莫大于心死，心害甚于身害，欺人者本要欺骗别人，却也害了自己，好比钓者吞了自己投下的钓饵，好比猎人掉进了自己挖下的陷阱，天下只有最笨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所以说，郑庄公既是天下最阴险的人，也是天下最笨的人。
这番逻辑看似离奇，却是吕祖谦偏于象山心学的哲学观点的反映，所谓“人心皆有至理”，对“心”的伤害才是对人最大的伤害，这是对朱熹之“理”与陆九渊之“心”的巧妙弥合。（熊逸著：《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
当我们遭受不公的时候，想想这样的道理，也许的确能让心里好过一点。尤其再想到其实一切都是宿命，那还有什么值得操心和忧心的呢？
古今中外相信宿命论的人绝对不在少数，宿命论看上去也确实是最能令人心情宁静的一种说辞。我们可以在大哲学家的行列里找到一个伟大的榜样：斯宾诺莎，他真诚地论证出了宿命论的观点，并且最难得的是，他自己终生奉行这套哲学，既没有一点虚伪，也不曾有过任何动摇。
以下我来摘引一段斯宾诺莎的主要观点和罗素的反驳，不知道人们更愿意站在哪一边呢。
斯宾诺莎认为，你如果把你的灾难照它的实质来看，作为那上起自时间的开端、下止于时间尽头的因缘环链的一部分来看，就知道这灾难不过是对你的灾难，并非对宇宙的灾难，对宇宙来讲，仅是加强最后和声的暂时不谐音而已。这说法我不能接受；我以为个别事件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因为纳入整体而变得不同。各个残酷行为永远是宇宙的一部分；后来发生的任何事绝不能使这行为变恶为善，也不能把“完善性”赋予包含着它的那个整体。
话虽如此，假若你合该不得不忍受比人的通常命运坏（或在你看来坏）的什么事，斯宾诺莎讲的想整体，或总之去想比你个人的悲痛更远大的事情，这样一条做人原则仍旧是有用的原则。甚至也有些时候，我们细想人类的生活连同其中含有的全部祸害和苦难，不过是宇宙生活里的沧海一粟，让人感到安慰。这种思想可能还不足构成宗教信仰，但是在这痛苦的世界上，倒是促使人神志清醒的一个助力，是救治完全绝望下的麻木不仁的解毒剂。（[英]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5—106页）
但是你所爱的人们遭的不幸又当如何对待呢？试想一下欧洲或中国的居民在现时期往往会遇到的一些事。假定你是犹太人，你的家族被屠杀了。假定你是个反纳粹的地下工作者，因为抓不着你，你的妻子被枪毙了。假定你的丈夫为了某种纯属虚构的罪，被解送到北极地方强迫劳动，在残酷虐待和饥饿下死掉了。假定你的女儿被敌兵强奸过后又弄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保持哲学的平静吗？（《西方哲学史（下卷）》，第103页）
今天的励志读物完全会站在斯宾诺莎一边，即便宿命论这个提法已经不合时宜了。罗素的话虽然在理，但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实，还是视而不见的好。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个信奉了宿命论的人，真的就能过上他的“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吗？斯宾诺莎看来是过上了，他的一生除了因为坚持信念而不屈于威逼利诱之外，完全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默默地忍受被同胞放逐的生活，以磨镜片为生，拒绝一切荣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罗素的话说：“斯宾诺莎的为人极彻底地实践这句箴言。他在生活的最末一天，完全保持镇静，不像《斐多篇》里写的苏格拉底那样情绪激昂，却如同在任何旁的日子，照常叙谈他的对谈者感兴趣的问题。斯宾诺莎和其他一些哲学家不同，他不仅相信自己的学说，也实践他的学说；我没听说他有哪一次，尽管遇上非常惹人生气的事，曾陷入自己的伦理观所谴责的那种激愤和恼怒里。在与人争论当中，他谦和明理，绝不进行非难，但是竭尽全力来说服对方。”
现在我们先不考虑宿命论究竟是对是错，只从功效的角度着眼。如果宿命论真能如此有效地抚慰人心，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也就是了，管他真假对错呢！其实在进入理性时代之后，一些宗教人士也对自己信仰的真伪有些怀疑了，但他们还是热忱不改地四处传教，因为他们相信信仰毕竟还是有补于世的。
那么，宿命论者应该采取同样的策略吗？
3.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在宿命论里跳进跳出的人物，他就是明代的袁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了凡。他把自己的传奇一生写下来教育儿子，这些文字后来被刊刻出版，题为《了凡四训》，直到今天还有各个版本在卖，还有高僧大德在讲。陈晓旭还专门拍过一部《了凡四训》的电视剧，据说不为赚钱，只为传播福音，我并不怀疑她的真诚。
袁了凡在《明史》里只有极其简略的两三笔记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其生平极具传奇色彩。
袁了凡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江苏人，在他15岁的时候，偶遇一位精通邵子皇极数的孔老先生。孔老先生为袁了凡批了一生的命数，预言他将来何时中举，何时做官，具体而微到了中举中第几名，做官做到多大、俸禄多少，算得非常详尽，没有一句含糊其词，最后说他能活到54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寿终正寝，命中无子。
袁了凡当时半信半疑，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孔老先生当初的每一个预言都准确无误地应验在了自己身上。终于出现过一次小小的偏差，袁了凡以为孔老先生毕竟不是神人，百密一疏，看来命运或有转机，没想到世事陡转，还是应验了预言。
人生活到这种境地，当真可以云淡风轻、无欲无求了。但袁了凡可不像斯宾诺莎那般寂静洒脱，反而变得心灰意冷，不再追求上进，一切听天由命。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里，没有子嗣可是一个天大的缺憾，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袁了凡纵然想要儿子，一想起孔老先生的批语，也就只好绝了念头。
到了35岁那年，袁了凡要去南京国子监读书，在报到之前，他先去拜访了在栖霞山修行的同乡云谷禅师。两人面对面坐在一间禅房里，一连三天三夜，连眼睛都没有闭过。云谷禅师很是奇怪，问袁了凡说：“凡人的心中都有妄念，在心中纠缠不休，而我观察你在这三天时间里静如止水，不曾起过一个妄念，这是怎么回事呢？”
袁了凡讲了自己批命以来的种种事情，说自己的命运既然已经注定，索性也就听天由命了，自然起不了什么妄念。云谷禅师哑然失笑，说原本以为袁了凡境界非凡才能有这般表现，没想到只是一个碌碌之辈罢了。
云谷禅师继而讲了一番命数的道理，说凡人的心中总是胡思乱想，所以会被阴阳气数束缚，这才有了命数，若你是极善之人，这命数就拘不住你。因为极善之人纵然命里注定吃苦，但大善事的力量变苦为乐，变贫贱为富贵，变短命为长寿。极恶之人也不受命理的拘束，尽管他命里注定享福，但大恶事的力量可以变福为祸，变富贵为贫贱，变长寿为短命。你既然20年来被命数拘得死死的，就说明你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既非大善，也非大恶。
袁了凡听到了一线希望，问云谷禅师这个命数可否逃得过去。云谷禅师说了一番很要紧的话：“命自我立，福自我求。我作恶我就折福，我行善我就得福。这是各种书里都讲过的，我们佛经里也说：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要求儿女就得儿女，要求长寿就得长寿。一个人只要多做善事，命数就拘他不住了。这是佛菩萨说的话，说谎是佛家的大戒，哪有佛菩萨还会乱说假话骗人的呢？”
袁了凡豁然开朗，接受了云谷禅师的指教，还把以前做过的错事在佛祖面前认真忏悔了一遍，并且作了一篇文，先祈求能得到功名，然后发誓要做三千件善事来报答天地祖先的生育之恩。云谷禅师拿了功过格给他，要他真心诚意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都记在上边，善事就记在“功”的一栏，恶事就记在“过”的一栏，又教了他一套画符念咒的法门。
从此之后，袁了凡如获新生，严格遵循云谷禅师的教导行善去恶、画符念咒，称得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的科举，孔老先生原本预测袁了凡考中第三名，但他居然考中了第一，命运真的不同了！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袁了凡不但做了官，居然还有了儿子。看来孔老先生千算万算，没算到栖霞寺遇到云谷禅师这件大事。
4.
袁了凡的生平事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但这都是他亲笔所记，语言挚诚，况且是写来教育儿子的，总不该说谎才对。世人正是因为他的这番挚诚，纷纷信以为真，有样学样，希望能靠积德行善给自己修来好生活。
我早年读《了凡四训》，最感到好奇的是孔老先生神乎其技的占卜技术。袁了凡说那是邵子皇极数，也就是邵康节的《皇极经世》。我找来那本书看，发现完全不是讲占卜的，仔细查查资料，才知道邵康节和诸葛亮、刘伯温相似，本身只是一位宋代大儒，是民间传说把他打扮成了神神道道的样子。坊间流传的各种版本的邵子神算不过如同《周公解梦》和《推背图》一样，都是鉴别读者智商的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人们算命都是为了预知未来以趋吉避凶。好比你丢了一头牛，去找算命先生起一卦，看在哪里可以找到。如果算命的结果都像袁了凡这样，那就谈不上什么趋吉避凶了；若算到未来哪一天大难临头，而你又知道注定躲不过去，心里真不知道该是什么滋味。
我有时也怀疑袁了凡是不是出于劝善的目的编造了自己的神奇生平，就像柏拉图那种“高贵的谎言”一样。人们若为了善良的目的而说谎，往往是会说得理直气壮。我们看几千年来陆续成书的那些汗牛充栋的佛经，开篇都说“如是我闻”，哪可能都是真的呢？
记得《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掌故，说东晋时期，愍度和尚与一位北方僧人做伴，准备渡江南下。两人商量：到南方以后，咱们要是照原来的教义讲，恐怕混不到饭吃。怎么办呢？于是两人就发明了一种主张“心无”的新学说。结果北方僧人耽搁下来没走，愍度和尚一个人到了南方，开讲新说，效果不错，一讲就是很多年。后来北方有人来找愍度和尚，说：“当年那位北方和尚让我转告您：‘心无’之义怎么可能成立呢！当初咱们那么编，只是权宜之计，为了混口饭吃而已。现在既然吃上饭了，就别再讲这些了，不要违背了佛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