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木木送给我一本书，不是电子书，是真的通过快递公司寄给我的，还附了一封手写的信，建议我要好好读读这本令他无比感动的书。
我有点哭笑不得，无论如何，这份盛情总是值得感谢的。木木是一个异常积极向上的人，身上散发着圣徒的光彩，即便头上没有光环，你也看得出他是一个活得很有使命感的人。他特意让我看书里边“天地人之道”一章里的一个故事，说这个故事让他顿悟了人生的真谛。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国王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什么时间做事最重要？就这三个问题，满朝大臣没人答得出来，这使国王非常苦闷。
后来有一天，国王微服私访，投宿在一个陌生老汉的家里。半夜里，国王被一阵喧闹惊醒，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闯进了老汉家里。那人说后面有人追他，老汉就安排他躲了起来。国王吓得不敢睡觉，很快就看到追兵来了。追兵问老汉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来，老汉说没有，追兵就走了。那个逃亡者出来对老汉说了些感激的话，也走了。老汉关上门继续睡觉，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国王问那个老汉：你为什么敢收留那个人？你就不怕惹上杀身之祸？你怎么就那么简单地让他走了，你就不问问他是谁吗？
老汉淡淡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帮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一点不能拖延。国王恍然大悟，他那三个久思不得其解的哲学问题一下子全都解决了。
后来在QQ群里，木木又说起了这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大家惊叹这老汉的境界太高，我说这其实没什么吧，东郭先生不就做到了吗？
木木恼羞成怒，说我又在搞怪，我很无辜地说：“难道你小时候没学过东郭先生的故事吗？它和老汉的故事是如此的丝丝入扣，彼此都可以做对方最好的注脚。”木木半天没有说话，但我仿佛听到了什么东西碎裂的清脆声音。
我知道人生永远需要谎言的慰藉，妥帖而有序的人生更需要谎言的奠基——这是柏拉图和维拉斯刚刚告诉过我们的。可我总是过于心直口快了，总是在情商做出反应之前，智商迅速地扮演了碎梦刀的角色。
补救常常是不可能的，因为励志的谎言并不是什么复杂深奥的智力谜题，只不过是一张窗户纸罢了，一捅就破，而一旦捅破之后，对于豁然间看到了窗外风景的人，再把窗户补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2.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训。某女有一天兴致很高，说一个困扰了她好几年的感情问题终于被一本书里的几句话彻底解决掉了。在激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之后，她说她的感情总是在自己的现任男友、前任男友和未来男友之间摇摆不定，他们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不好，直到那本书一语惊醒梦中人，道出了生活的真谛：其实跟谁过都是一样，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有缺点，你换一个人，也只是换一种缺点来相处。
在其他人跟着她唏嘘感叹之前，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可问题的关键是，不是每一种缺点都是你在意的缺点，一个人总可以选择和自己不太在意的缺点相处。就像很多女人都厌恶男人不讲卫生，可这对你来说就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过了足足半分钟，她在对话框里打出了一个愕然的表情。我知道，我又说错话了。
我总不容易受骗，所以总比正常人活得辛苦。即便没有这个其实也并不如何恼人的自闭症，我想我也很难在社会交往中幸存下来。多年之前有一次和人面对面争吵，有和事佬来劝我说：“某某其实人并不坏，只是天生那种性格。”我当即反驳道：“他天生那种性格，没问题，但天生给我的性格就是让我不能忍他。”和事佬哑口无言。
是的，我的道理一点没错，纵使金岳霖先生来做仲裁，恐怕也很难从我的话里寻到任何逻辑上的漏洞。但真实的社会生活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样的人的确应该被淘汰出局。
3.
励志的谎言会给人生活的信心，人际交往的谎言会润滑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心情。当年我看着《致加西亚的信》《没有任何借口》这类书大行其道，真的感觉匪夷所思。我理解老板们为何会倾心于这种读物，因为它们太适合给员工洗脑了，可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普通员工主动去买这种书，主动学习这里边的所谓职业精神。
是的，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只不过是简单的契约关系，大家明明应该在契约关系的大框架之下解决职业精神的问题、执行力的问题，凭什么要像加西亚那样送信，凭什么执行上级命令要没有任何借口，凭什么要用主奴关系来掩盖契约关系？
很多年过去之后，我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年那些热忱的励志读物的信徒们，那些带病坚持工作，即便父母病重自己仍然坚守工作岗位的人（其实只是坚守前台之类的岗位），他们中的多数今天真的成就了一番事业，至少升迁得比别人快，而那些不易被骗到的人，那些坚守着契约精神的人，反而在事业上明显地落在了下风。
我想这可能说明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道理，在社会上讨生活，容易上当受骗的天性和一往无前并甘于自我牺牲的勇气比读书明理重要得多。而且，励志书的畅销说明了大范围的“社会非理性”大行其道，人们越是能够顺应这种非理性的潮流，就越容易过得更好。就像在信仰的世界里，无论大家信仰什么，只要你和大家保持一致，就很容易活得舒适；如果你非要耍点聪明，用理性来反思这一切，那么你也许是对的，但倒霉的也往往是你。
哈耶克的收山之作《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别看书名很吓人，其实通篇在阐释的就是这个粗俗的道理，只不过是从社会经济的层面来讲罢了。好熊为这事狠狠嘲笑过我，说哈耶克的几部重量级作品我都看过，却偏偏这么晚才想通这个无比简单的道理。
是的，这的确够愚蠢，也正是我的一大毛病：事情一旦和现实距离太近，我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抵触情绪，不时会出现一些理解障碍。我喜欢看一些和现实生活隔得很远的书，对电影和动画片也是一样，拒绝一切现实题材的作品。
4.
最近又有一本励志书流行起来，叫作《不抱怨的世界》，作者说他接触过很多领域里的成功人士，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少抱怨生活。所以作者认为“不抱怨”一定就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备素质，是一种值得推广的、足以饶益众生的处世态度。
当然，这种信息从来都是木木第一个告诉我的，他说这本书还附赠一个套在手腕上的橡胶彩环，套上这个彩环就表示你决心加入“不抱怨”的伟大人生规划。木木希望我也去买一本书，也套上一个彩环，和他一起加入这个活动，彼此勉励。我很奇怪为什么木木会这么想，我每天自得其乐的，不应该给人爱抱怨的印象吧？
似乎在木木看来，一个足不出户的自闭症患者一定是个整天抱怨不止的人，但我懒得解释，只是满怀好奇心地问道：“为什么那本书的作者认为是‘不抱怨’的特点使那些人走向了成功，而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所以没什么再可抱怨的呢？”
不幸的木木再一次被我问住了，但他很快反驳说：“你真是个爱抱怨的人，你就不能看到事情的积极一面吗？”
我真的不是故意为难木木，我有时也很希望被这样的励志读物骗上几次，为此我真的在浩如烟海的励志书柜台上仔细翻检过。翻检的结果也当真给我平添了几分自信：我是不是真的格外聪明呢，难道就真的没有一本书可以骗到我？
后来我发现这并不完全和智力有关，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我的读书习惯害的。好比一个人苦口婆心地讲述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讲述科学与理性是如何靠不住，所以我们应该在某种神秘的感悟里寻找慰藉。这是真事，当时我立即想到了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里的一段话，不假思索地拿出来回答说：“如果我们因为不能遍知一切事物，就不相信一切事物，则我们的做法，正同一个人因为无翼可飞，就不肯用足来走，只是坐以待毙一样，那真太聪明了。”
5.
我不知道成功人士和“不抱怨”是否真的存在什么关系，但我发现他们大多具有易于受骗的资质——这似乎有点违反常识，但我发现事实真的就是这样，不是说他们更容易被人骗去身家性命，而是说他们更容易相信恭维话和美丽的预言。是的，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比普通人更加缺乏理智，也缺乏冷静。并且，即便没有人如此这般地欺骗他们，他们也会自我欺骗，而且骗得很有力，很感人。
千万不要感到意外，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匡地被拘押了起来。这其实是一场误会，当地人是把孔子误认作一个名叫阳货的坏人了。匡人对阳货的仇恨很深，所以孔子的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候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这是以周文化的唯一传承者自居，说自从周文王死后，传承周文化的重任就完全落在我的身上，如果上天真想让这个文化断绝，我也没有办法，但只要上天还不想断绝这个文化，匡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用父辈的话说，这就是标准的革命乐观主义。孔子有这种使命感，他坚信自己在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并且这一伟大事业的成败全看他一个人了，他相信上天不会断绝伟大的周文化，所以相信上天一定不会让自己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在匡人手里。
古人梳理孔子的逻辑，认为孔子是这样想的：如果上天真想让周文化断绝，就不会让我做了这么久的传承工作；既然上天让我做了这么久的传承工作，就一定是不想让周文化就此断绝；既然上天不想让周文化就此断绝，就一定会让我好好地活下去。（朱熹《论语集注》）
如果换成是我，哪怕肩负着再大的使命，我也会想“地球离了谁都还会照转不误，纵然地球毁灭了，对于宇宙来说也算不得多大的事情”。这种世界观可能会让我豁达一些，但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肯定不会像孔子那样充满自信，求生的欲望肯定也不会像孔子那么强烈。所以，在周游列国的旅途之中，很可能任何一个小小的艰难险阻都会早早地把我淘汰出局；至于孔子，他当然怀着一个错误的信念，上天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特殊的眷顾，但他显然会比我这样的清醒分子走得更远。
6.
这种自我欺骗的精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一脉相承的，孟子就比孔子表现得还要强烈。孟子在齐国得到了厚待，但没有得到理想中的重用，于是就毅然怀着理想主义离开了齐国，充虞在路上问他，说之前听孟子教导说“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但现在看来，孟子好像有点不大高兴似的，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答道：彼一时，此一时也，世界每隔五百年就会有王者出现，其间必有名闻天下的人，而周代先王开国以来，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上天要是不想平治天下也就罢了，要是想平治天下的话，“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又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这是一种何等强烈的使命感啊。还有我们自小背诵的那段：“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自信上天把大任托付给了自己，所以一切的艰难坎坷都只不过是上天特意在磨炼自己罢了。这话当然毫无道理，但孟子的自我感觉就是那么良好。
等到了唐朝，大儒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原道》，提出了儒家有一个“道统”，传到孟子的时候就中断了，而接续孟子的人会不会出现呢？已经出现了，韩愈自信满满地说，这个人就是他韩愈自己。
这样的人，出现在书里会让我们觉得伟大，若是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一定很难相处。
7.
一个人如果使命感超强并且自信爆棚的话，一定会唯我独尊，容不得不同意见。孟子就说过应该把杨朱、墨翟的异端邪说彻底剿灭，让天下人心归于正道。这个正道，当然就是孟子自己的道，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系统以外的学者们可不会赞同这样的论调。
同样，韩愈也以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力图扫荡佛教和道家学说。天下应当定于一尊，人心也应当定于唯一的正道。如果你掌握了终极真理，当然不会认为这样做会有任何不妥。我们今天总是宣扬儒家的仁爱精神与和平主义，其实儒家明明也有这富于攻击性的一面。
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自信，仅仅认为自家的理论只是百家之一，只是一种“学说”，而不是唯一的真理，那么他们当然会变得宽容许多；但如果他们真的没有那么大的自信，恐怕他们的主张也不会在险恶的世道和残酷的竞争中幸存下来吧。这真是一个吊诡的问题，今天那些励志书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们，他们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8.
读书也会遇到这个问题。有自信满满的作者，也有谨小慎微的作者，你喜欢哪一种呢？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自信满满的作者，因为自信的情绪是很可以增加说服力的，即便这个作者在说着什么蠢话，只要他的语气足够自信，还是不难取信于人的。而且，严密的逻辑只会使语言变得繁复，谨小慎微的作者往往会为自己的结论加上许多限定语，但缺乏逻辑训练的普通读者们一向是对此视而不见的，即便偶然注意到，也只会觉得啰唆。所以，我的一个编辑朋友，一个相当资深的编辑，一收到作者的稿子，总要把那些“毫无必要”的限定语一股脑地删掉，把谨慎的观点换成大胆的结论。
我的稿子就总是被他这么处理，所以我从来不愿意署上我的名字。最可恨的是，他对我竟然毫无愧疚，还说这是在为我的稿子增色。不过，他对我最大的意见还不是这个，而是嫌我像个冷血动物，写东西一点没有感情。
“感情总会蒙蔽理智。”我说。
“没错，”他说，“可问题是大家甘愿被蒙蔽。”
理智与情感，这不仅仅是简·奥斯汀才会关心的话题，也不仅仅是大众传媒才会计算的商业数学，在学术和准学术的作品里，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你想读一本唐诗评论方面的书，你是希望作者是唐诗的骨灰级发烧友，以热情洋溢的口吻为你讲述呢，还是希望他虽然具备必要的专业素质，但只是心平气和，甚至冷冷淡淡地讲给你听呢？
这道选择题似乎出得过分简单了，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但我自己是偏爱后者的。因为我知道对一个领域的热忱虽然是一个人悉心钻研该领域的最大动力，但是，情感总是会蒙蔽理智，爱得越深，理智便越不清楚，这个现象即便在学术领域，在一些名师巨匠身上，也不例外。下面就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好了。
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搞了一次有奖征文，主题是论语言的起源，欧洲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场竞赛。一年之后，共有30篇论文呈交科学院，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独揽奖项，成为传世经典，而那些落选篇目虽然也出版过几篇，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大多数作品则存在了科学院的档案室里，默默地积累灰尘，直到200多年后，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进展，当年的盛事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那一批尘封的档案才终于被翻了出来。1989年，英国学者萨尔门解读了其中的四篇论文，并与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加以比较，认为那四篇论文“均有独到的思想，学术水准不在赫尔德之下，而其推论的严密、行文的谨慎尤胜于赫尔德。可是，除了泰滕斯的一篇外，余者连一句‘写得不错’的评语也未得到”。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那四篇论文见地太超前了，所以当年的普鲁士科学院理解不了吗？
不，萨尔门的推测是：“赫尔德的论文之所以获得科学院评委的一致推许，似乎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坚定地主张人类本源说，绝然否认神造语言的任何可能；二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化语言征服了评委们的心——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一篇论文中用那么多惊叹号。”
《论语言的起源》一书的中文译本的序言讲道：“赫尔德自己在另一处说过：语言若过于诗化，就会损害哲理。既如此，他为什么要用那么激情洋溢的文体呢？的确，今天看来，赫尔德的论证不无漏洞，即便在当时也未必能让众人折服。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在辩驳，不如说是在声讨，与其说是在论证一种观点，不如说是在申述一个信念。”（[德]赫尔德著，姚小平译：《论语言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页）
好熊举过一个例子，说假如有一个女人这样说话：“就我所交往过的那些男人，如果我对他们的认识大体没有偏颇的话，那么根据我现阶段的道德标准，我认为男人A、男人B和男人C就其迄今为止的表现来看，都不是好东西。”语言若如此缜密，反而不会赢得人们的关注，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只要听一听政客的演说和传销公司的讲座，关注一下畅销书的语言特点，就会发现真正的说服技巧并不是说服力，而是感染力。
9.
再有一种情况是，觉得自家文化处于劣势了，于是有心起而捍卫，这倒是人之常情。但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术的客观性，就是一个很认真的问题了。搞比较文学的名家叶维廉有一本《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就是高举弱势的道家文化来和西方的强势文化抗衡。
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在以东方神秘主义对抗西方理性主义，难免会激发出一些别有风趣的看法。书的一开始，叶维廉是以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法和西洋绘画的透视法做比较。这好像有点奇怪，中国传统绘画什么时候有过透视法呢？叶先生相当肯定地说：当然有的，只是和西方的透视不同罢了：
避免用人的主观来主宰物象形义的另一含义，是要我们做到“以物观物”。老子说的“以天下观天下”，庄子说的“藏天下于天下”，都是要回到未割的“全”。方法之一，可以从无穷大的视角去看：“视而不闻……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因此，庄子的《逍遥游》的大鹏有“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之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山水画都让观者自由无碍地同时浮游在鸟瞰、腾空平视、地面平视、仰视等等角度，不锁定在单一的透视。中国山水画里的所谓透视，是不定向、不定位的透视，有时称散点透视或回游透视，前山后山、前村后村、前湾后湾都能同时看见。山下的树、半山的树、山顶上的树的枝干、树叶的大小都没有很大的变化。譬如宋人的一张《千岩万壑》里所见，我们仿佛由平地腾空升起一路看上去。这种视觉的经验，是画家不让观者偏执于一个角度和一种距离，而让他不断换位去消解视限，让几种认知的变化可以同时交汇在观者的感受网中。（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